我看汪精卫

“青史凭谁定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说”，说得极其有理。

向来喜欢读人物传记，以往读的几乎是有关于善人之面的，换句话说，喜读英雄之生平之事迹，其可激励吾生勇而强，其亦可流芳于后。常言道，“时势造英雄”，但另一方面“时事亦造奸”，人总是环境下的产物，而不同的人则共同的离不开现实的舞台。

毫无疑问，汪精卫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是社会舞台的重要角色。《汪精卫生平》对汪精卫的毕生政治生涯作了深入的分析，对于我们科学，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可以说，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前，汪精卫足可以为之英雄，足以称君子。为什么有此说呢？一则其年少轻狂，富有正义感“其二亦是其在孙中山等先进老一辈革命者的集体影响下，自身也颇有救国之心”。当然最主要的一点是在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国民党甚是团结，左右派是不那么明显的。同时，汪精卫与蒋介石也无所谓的争夺最高领导权问题了。等等原因说明了，汪生前可谓是“英雄出少年”，这点不可否认吧。

汪精卫，本名兆铭，出生于广东省三水县，祖籍于今江西婺源。“精卫”一名是其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文章所使用的笔名。汪早年的事迹很是入民心，为百姓所熟识，正义感颇深。精卫一名，主要流传于其在1910年在北京谋刺清摄政王未遂，被捕后而深入人心的。那时，汪之坎坷经历乃人所共识，其才非凡，曾与同宗兄弟三人共进“秀才”之榜。后考取当时清政府官费留学，入日本深造，不断进取。

汪兆铭的正义事迹很大程度上受其心所使，在1897年于日本初识孙中山以后，便深受孙赏识，于孙逝世之前的时间段里，可谓是乃孙德左膀右臂。辛亥革命时，清廷为缓和革命之势，放汪出狱。其后，汪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参与南北议和，两次入欧，初露锋芒。开始向来支持国共合作，后随孙中山北上，陪伴左右。

另一方面，可以说汪的“汉奸路’是在与蒋介石的权位之争中逐渐形成的。但并非说，这斗争是造成其成为国贼的根本原因。根因是其内在的信仰的背板，亦是追求富贵、名位而发的。

汪与蒋在国民党里斗了15年。自从1926年蒋介石把他从国民党最高位置挤下来之后。其始终耿耿于怀，忧愤难消。为了夺回领导权，汪费了一切心机，表面一再说明党国事业为重，个人进退无足轻重，实际上是想以退为进，一旦气候适宜，他便会一举进攻宝座。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逼于形势，汪也说过抗日的口号，但由于他的亲日思想和失败主义的内在因素，竟企图借日本人的支持，和蒋抗衡，夺回自己曾经的最高权威，以至于立令智昏，终于不能自拔，坠于不底之渊。

汪之“曲线救国”，可以说，目的不是救国，而在于争权。同时，本身路线也是一个错误。汪之路可谓是投机取巧，其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径，不仅将其少年时的功绩盖之黄土，更在另外一个程度上揭示了他的罪行将永远传于后世。

人的思想总在变化着，但不管环境、时势如何变化，倘若人内心不正，则行为不正。此乃公里也。而行不正，则万人唾弃，终不得休矣。

兆铭之迹，吾当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