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已经死亡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物质崇拜、金钱至上的要挟和怂恿之下，大学产业化异乎寻常的降临中国大地上的各个大学，无一幸免，其实也是不无一纵情尖叫和狂欢舞蹈。

在大学产业化的纵情尖叫和狂欢舞蹈之下，导致了大学的盲目扩招和盲目合并，一方面，大学学费变得异常的昂贵，目前，供养一个大学生，平均每年支出为１万2000元（民办高校、独立院校还不只这个数），等于夫妻两人平均年收入。但是，做父母的自己也要维持基本生活消费。因此，学费暴涨后，家中出了一个大学生，而父母年收入只是全国平均水平，就难以承担了。“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什么？

另一方面，导致了大学的迅速平庸化，陈丹青先生和贺卫方先生先后向清华、北大的无奈而又勇敢的反抗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质朴而痛苦的质问：大学是什么？其实，最为可怜最大痛苦的还是大学生本身，在产业化的大旗下他们本身等同于产品，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当大学生们寻求人的尊严、生命之光、理想之光之时，他们往往会因为环境如此而情绪低落、意志疲惫，以及理想的飘渺而变得无所适从。

如果说，大学的产业化和迅速扩招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实现大学教育大众化，使得更多的人能够通过教育而实现自我教育的可能的话，那么，上世纪五十年代及其以后的那一场场的“雷厉风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使得大学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变成了教学技术的高等衙门、“螺丝钉”的生产工厂。在极权主义专制的魔爪下，真诚的自由言说不可能，思者的责任感和勇气也成为别人嘲讽的对象，而形形式式的社会运动的极端性行为，无疑使得自我道德约束、爱、信仰走向了它们各自的反面。而走向这种反面的恶果无疑使得权力的奴化、细化成为可能，其实大学的衙门机构不止党委、团委，学生会呢，各个社团呢，甚至吃饭的食堂、睡觉休息的寝室——权力的可怕之处不仅来自于某些衙门机构，而来自于我们生活本身，甚至，来自于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已经处于权力监控、无处逃匿的时代了。

综上，我个人认为真正意义的大学教育已经死亡，无论是毛时代的软化、奴化知识分子的教育模式，还是邓时代的实利的教育模式，无论是真苏式还是假西化，大学教育都已经死亡。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演变为一种对人的训练，这与训练动物相似；训练是一种心灵隔离的活动，而“教育则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雅斯贝尔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