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公司大假期间，重温了影片。

《海角七号》很红，红的站在海峡的另一边都能看到远处天空的一片红色。当范逸臣背对摄像机镜头小心翼翼地褪去三角裤，走向宁静的海滩，不知是否想到这只是五亿新台币票房一波小小的浪潮。在被冗长沉闷的大师电影和娱乐搞怪的明星电影麻痹的多年之后，台湾影迷重新找到了观影的乐趣，在街头，年轻人打招呼的方式从“《海角七号》你看过没有”悄悄转变为“《海角七号》你看了几遍”。

《海角七号》是2008年台湾电影市场最艳丽一束花，不禁要问：这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故事有两条线。一条是六十年前的跨国之恋。战争结束，绝望的日本教师收拾行装，登上油轮，伤心的躯体躲进干瘪的风衣，蜷缩在甲板的一角悲痛地自责：我不是抛弃你，我是舍不得你！时光六十年，辗转七封信。另一条主线是现在台湾南部恒春小镇为迎接日本巨星演唱会而组织本地暖场乐团的故事——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吉他手痛摔吉他回到家乡，一脸漠然；键盘手分明是问题少女，节奏不稳，经常弹错KEY，但口中哼出的调子却惊世骇俗：爱是什么东西，只不过玩玩而已，爱你爱到不怕死，但你若劈腿，就去死一死；会弹月琴的茂伯无奈地操起贝斯，却发不出声音。就在这一幕幕充满喜感的画面中，时间已悄悄接近那个日本巨星演唱会的夜晚。一切的爱怨情仇在这个夜晚交集，并稀释、升华。

故事是表象，表象后是引起思考的情感回味、探究。

第一，历史情感的曲折、纠结。

近代的台湾是块屈辱的土地。法国人、荷兰人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但1895年（甲午战争）至1945年（二次大战）是日本的统治时期，那样的痕迹入木三分，既有日本奴役统治的残暴，又有日本皇民教育的痕迹。片中商船载着日本教师走了，等待的台湾少女还翘首痴痴的守望；道一句日本人也懂得感情的宾馆服务员却是用日语表达这样的愤恨；年老的茂伯口中纯正的日语、弹奏的日式曲调《野玫瑰》就是无意间泄露的秘密。但是影片的主旨无意留恋于战争给人的伤害，而努力寻找摆脱历史情感的束缚，抛下包袱追寻明天的勇气。日本与台湾有许多欲说还休的联系：语言的记忆、奴役的耻辱、经济的关联、情感的幻失。但这样的联系不是沉湎过去的怀念，不是沉浸在战争之痛的仇恨。因为落实到个体身上的重负远比教科书上的残酷。《海角七号》不是李清照的词：可怜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而是化作黄昏下老婆婆劳作的背影，晕黄的月色下静静看着远处的群山，也是演唱会上中日歌手共同唱起的《野玫瑰》，那是德国人歌德作的词，奥地利人舒伯特谱的曲。音乐是美好的，人性是相同的。只有这一刻，欲辨已忘言。

第二，现实的挫折感、失意感。

恒春小镇的暖场乐团是失意者的组合。浪迹台北十余年没有结果自始至终一脸苦大仇深的吉他手，从模特转行乐队助理被迫留在恒春满腹牢骚无从发泄的日本女子，专注事业痛失妻子伤病过后被发配的小镇警察，痴心苦恋毫无怨尤笑容中带点苦涩的鼓手水蛙。遭受挫折的缘由相异，但在失意中挣扎的状态略同。经济不景气形势下的台湾人都能在片中找到自己的那一份失意后的无力感，到处是拥挤的人群，残酷的竞争，狭小的地域里容不下太多的呼喊和奋斗。当理想和现实碰撞，幸运与失意擦肩，每个受伤的生命只能是只战败的狼狗，在心灵的深处自己舔舐伤口。

第三，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

电影中的人物虽然是失意者的集合，但是我们仍然能看到每个人的倔强和不屈服。尤其是推销米酒的马拉桑。看到客人随时高呼一声：马拉桑，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到面前，不放过每一次推销机会，即使面对的是冷漠的面孔和不理睬的眼神，他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马英九也声称，《海角七号》表达着台湾人逆境中保持乐观的奋斗精神，是台湾精神的体现。影片中也通过小镇暖场乐队最后演出成功传递出这样的情绪：努力不会白费，只要坚持，就能成功。

毋庸置疑，《海角七号》是一部疗伤电影。蓝天、碧海，沮丧的吉他手、失意的警察、小镇的人们，归去的海船承载着一个日本穷教师的离愁别绪，时空交错六十年和七封情书。

太多的情感夹杂其中需要排解宣泄，太多的失落陈列出来需要找到出口，太多的命运展示罗列需要找到线索。这是不得不挑起的担子，这是不能不挑起的担子。影片中，小镇警察向每一个人展示心爱妻子的相片，像个孩子似的痛哭流涕，还是小孩的太太却温柔的抚摸着他，像个母亲，镜头延伸，旁边是相依相偎乐队成员和不远处的篝火。这个镜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是台湾人的一次集体疗伤。这样的镜头让人动容、心碎，在泪珠滚落的同时还有身体流淌的温暖，今晚，让我们心灵靠近，用体温取暖。

看了《海角七号》，希望读懂台湾的心。这一次不是雾里看花的窥探，不是隔岸观火的旁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