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道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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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敬佩的行业里，行医是种极高贵的职业。童年时代，我对诸如“药到病除”、“妙手回春”、“起死回生”之类的词儿就若有所思、若有所悟。那时候，在我的印象里，乡村医生虽然都是左邻右舍极其熟悉的亲戚朋友，但他们的出色表现总使我幻觉着那一层层神秘的光环。我总想，这医生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了！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乡间医生对母亲说：这娃儿是石板上的花儿哦！此话怎讲？母亲虽然不识字，但聪慧的她很快悟出来了：石板上的花儿，非得以土来偎培啊！颇有辩证法的哲理。

在我的记忆里，饥肠辘辘的童年，除了感冒，也时有其他毛病出现。每当此时，母亲总要找那位蓄着山羊胡子的老爷爷。无论是在他家里，还是相遇在路途中，那位老爷爷总是顾不上擦一把汗，就把我搂在怀里，摸一下额头，翻一下双眼，看一眼我的舌头，然后往往是一杯热茶，一块生姜，几根分葱，逼我一身臭汗，转眼之间，便换得一身通泰。几十年了，那份儿慈祥，那份儿温和，那份儿执着，仍然教我肃然起敬。

2

参加工作之后，我曾多次动过学医的念头，也曾和许多乡村医生交过朋友。工作之余，也曾看过几本医书，背诵过《药性赋》，并且还给自己开过药方。比方诸如温补之类的“四君子汤”。那时候，我觉得医生是最受人尊敬的大善人，医者，功德无量！

从中华传统国学来看，医乃仁术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道德的高度要求，医道的首要因素应该是“仁”，“仁者，医之秘笈也。”在对医道的认识过程中，我也逐渐感悟到，行医即行善，治病即积德。如果有了这种宗教的情感，技艺便会自然而然地提高乃至至臻。

不过，我到底未能做成医生，倒不是我无仁爱之心，而是我感觉到医道的至高无上和医道的完美无瑕，以至于望而却步。疗疾扶伤，这是一个崇高的话题；治病救人，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

俗话说：用药如用兵！这是一种谨慎而又神圣的责任！

将帅倘若无能，便要累死三军，万骨枯萎，腥风血雨。古人有言“民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苦不学医也。”庸医杀人不见血，倘若善事不成，便会伤及无辜，草菅人命，遗害无穷！

3

一部中国医学史，也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之花，医学是其绚丽的一瓣。在世界医学领域里，中国医学更是其独特而又极具学术性的一朵奇葩。

中国的名医太多，仿佛灿烂的星辰，装点着璀璨的天空。我们只须管测一二，便可以领略智慧的汪洋。

东汉的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一书中确立了中医“辩证施治”的基本原则，根据病变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不同情况，随机治疗，表汗里下、虚补热清，不仅是医家的典范，也极具哲学的内涵，又何尚不是修身齐家治天下的圭臬？！

三国时的华佗，是世界上第一个用麻醉进行腹腔手术的医生。据《襄阳府志》记载，他曾为关云长刮骨疗伤，留下了一段神医与神勇珠联璧合的千古佳话。“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他的“五禽戏”开启了体育养身、生命在于运动之先河。可惜，后来只因在曹操面前说了真话，便由一个“持能厌事”的罪名毁掉一代名医，也为孟德的英雄面上留下洗涤不尽的千秋污垢。

西晋那个道号为“抱朴子”的葛洪，不仅擅长练丹、吐纳和导引术，而且还是名医。从他所著的《肘后方》中可以推测，他是记载传染天花的第一人。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还记载了许多民间偏方，颇有趣味。

唐朝药王孙思邈不仅是个精妙的医生，他的思想还超越了医学本身，提出了“人命至重，贵于千金。”的人道主义思想，真不愧“药王”至尊之称谓！

金元之际，中医学更是如日中天，精彩纷呈。尤其是“四大学派”，虽然观点各异，但殊途同归，蔚为大观。刘完素的“寒凉派”认为：火热是最根本的致病因素，主张降心火益肾水；张从政的“攻下派”认为：邪气侵入是致病的主要因素，主张用汗、吐、下攻邪；李杲的“补土派”认为：各种疾病都是由于体内正气损伤所致，主张益胃健脾、升阳补气；朱震亨的“养阴派”认为：节食节欲，滋阴降火才是根本……。

明代李时珍弃儒学医，重视实践，身体力行，历时27年，写就皇皇巨著《本草纲目》，终为后世楷模。

更有许多学者本身就是名医，他们博览群书，视医为学术道义，兼济众人，为天下所重。比如，清初的大书法家傅山傅青主就擅长妇科，近代的《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亦是一代名医，且阐发古义，融会新知。

4

虽然我没有能够走上从医之路，但我对医学的脉脉温情却一直没有减退。时到今日，虽然我的医学知识仍然少得可怜，但我却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对医学有着深情的人。因为，医学的智慧一直膺服着我的精神。和其他任何科学、艺术一样，医之道是人们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结晶。它的深邃源自于它的漫长，它的精妙源自于它的博大。

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许多医药研究，他主张辩证施治，讲求药物实效。中医实际是就是辩证的哲学。因为中医学不仅可以医人肌体，还可以医人精神，更能使人看到肉体与精神之外的更多外延。

如果说，中医是大厦，那么中国的哲学理论就是基石。中医讲究协调和统一，五脏六腑，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所谓“一脉不合，周身不爽”，这自然有一种儒家哲学的深邃与温存。

作为医疗的主要对象——人来说，它虽是万物的灵长，却也是自然的产物，天人合一，在自然与人这个完美的整体中，人的一切都与自然紧密相联，当然，人的疾病也是与自然息息相关的。虽然有人认为，中医是从巫术、迷信、宗教和哲学等因素的纠缠包裹中逐步“文而化之”的发展过程，但中医理论的本质、科学内核却是生态医学适应理论。从《黄帝内经》开始抵制迷信肇始，到《史记》“信巫不信医者不治”的理论，使中国医学步入了科学的良性轨道。

《周礼－天官》强调：“以五气、五声、五色”来判断人的生死吉凶。“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左传》也说：“天有六气，淫生六疾。阴、阳、风、雨、晦、明，分别引起寒、热、末、腹、惑、心等疾病。”这充分说明，人的疾病无不源自于精神与物质的损害，任何局部的不良反映都源自于一种整体的失衡。

《史记－扁鹊列传》里说他“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我想扁鹊之所以神圣，还是得益于他“望闻问切”的自然整体观念。

更具有哲学味儿的是《黄帝内经》里两句话：“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意思是说，高明的人，他不去治疗已经形成的疾病，而在疾病刚有一点苗头的时候就治疗，管理国家，不是等战乱已经形成的时候再去治理，而要在战乱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要治理。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这不仅仅是医学良言，也是治国大道理啊！

总而言之，中医是自然哲学的医学，其认识论的方法论主体是朴素系统论的方法论。中医即中道之医。所谓中道者，就是探讨阴阳平衡的道理。在中医思想里，病是局部的，人是整体的。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医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集中反映，它无处不彰显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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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读中国的医学理论，就是读人的学问，更是读社会的学问。

我甚至于固执己见：从医者非具上品不可，这就好比不是上等的好木材就做不了美妙的古琴一般。因而，为医者先做人。

我发现许多传统的乡村医生，对传授医术一事儿颇为重视。固然，在落后的乡村，许多人把手艺当作维系家庭生活的重要门路，同时，也有子承父业的习俗，但一个优秀的医生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却是相当苛刻的。当然，这其中不乏乡土医生的一丝神秘和唯心成份，但我发现更多的是对人品道德的选择。高明者传贤不传亲，唯才是举，彰显了一种崇高的社会良心与人品魅力。

仔细想想，之所以医学深深震憾着我，最重要的一点，就因为它是一种职责的至臻和心灵的虔诚皈依。药王孙思邈说“生命至贵，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至此。”他说医生“不得问病人贵贱、贫富……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就在药王孙思邈所著的《大医精诚》里，无处不蕴涵着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精诚致理，也有其铁肩担道义、鞠躬尽瘁为民谋福的高尚情操。孙思邈说：为医者当“用心精微……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戏、昼夜、寒暑、饥饿、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之则是含灵巨贼。”

每次读到这些感人肺腑的名言，我就仿佛听到那洪钟般的心灵誓词。与人为善，救民于灾难，普天之下的医德也莫不如此。西方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是典型示范。古代西方医生在开业时都要宣读这样的誓词：“我要遵守誓约，矢志不渝。对传授我医术的老师，我要像父母一样敬重。对我的儿子、老师以及我的门徒，我要悉心传授医学知识。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无论进入谁家，只是为了治病，不为所欲为，不接受贿赂，不勾引异性。对看到或听到不应付外传的私生活，我决不泄露。”掷地有声的承诺，使得医学的内涵如大地般深厚；日月可鉴的道义，使得医学的外延似大海般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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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二十世纪的曙光终于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沉睡中醒来，体弱多病的中华民族开始善意而激进地思考着传统文化的尴尬与无奈。尤其是外表百孔千疮、内脏衰竭滞息的晚清，不得不让人们重新审视这期间的病源与病理。

岌岌可危的帝国大厦终于訇然倒塌，有识之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燃烧起在一片废墟上重建楼阁的畅想。这时候，陈腐早已暗藏着无限的新生，西方文明终于刺痛并瞭乱了国人惺忪的睡眼。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西方文化，西医的振撼使传统医学暮色苍茫。

许多史料记载，在中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西医往往大显身手，致使那些身患疾病的人们不得不在西医的实证中口服心服。和正视封建制度的无能为力一样，人们也不得不正视中医所固有的缺陷，蛮夷的“奇技淫巧”和手术刀一样割痛了一个民族的沉默。

史书说，当时两广一带包括林则徐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都看过西医。

1880年，李鸿章的妻子病了，在中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他只得请英国传教士马根济治疗，结果很快痊愈。事实胜于雄辩。李中堂干脆每月从海防军费中拨出几百两银子支持传教士办起了医疗诊所，并且命名为总督医院、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他在奏请创办天津医学堂时说：“救治伤科直起沉痼，西医尤独擅专长。其学以考求经络辩别药性为始基，以察脏腑之运行，练临症之理法为进步，其究以洞内科之精微，平诸家之同异为极功……”其评价，允当而且致高。

西方传教士马尚德，自1891年来华之后，一直在华中地区行医，不仅给张之洞、谭继洵等封疆大吏看过病，而且还给众多的官吏家属动过手术。当那把锃亮的手术刀，切除了腐朽的肌肉、愈合了生命的伤口之后，华夷隔膜的屏障也逐渐淡忘。

1885年春，康有为头痛如裂，“群医束手无法”，只得“从容待死”。一个偶然的机会，康南海“得西医书读之”，买西药依方试服，竟渐渐痊愈。使他体会到了科学与西方近代思想的深层联系，并进一步对中国传统的“仁”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从而希望建立以“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说：“在商业上输出西方的一种新技术，这是世界是最容易办的事。但是让一个西方的诗人和圣人在一个非西方的灵魂里也像在自己灵魂里那样燃起同样的精神上的火焰，却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中西文化相濡与沫，通过其表层的穿透与影响，终于向深层文化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意识等传播和渗透了。这医学兼有工具性浅层文化特点，也包含着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深层次文化特点，毫无疑问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7

无论是“形而上”的道还是“形而下”的器，都应该交流交融，尤其是“形而上”的道更应该如此。如果说技术无国界，思想也不可能有什么藩篱，凡事都应该择善而从。

中外医学的交流很早就有了。自秦汉开始，中医不断地传到外国，隋唐时达到了鼎盛。在中医技术和思想输出的同时，我们也吸收了他人的长处。根据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记载，五味子等药物就是由朝鲜输入的。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同日本、印度、阿拉伯，相互交流，吸收并丰富了医学内容。

当然，什么时候都不能走极端，从哲学的角度讲，全盘肯定与整体否定都是不理智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势必要走向死亡，那是封建制度的问题，同时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如果我们因为仇视一种制度进而彻底地抛弃一种文化，那就很不聪明了，因为再愚笨的人也不会在泼洗澡水的同时把孩子也倒掉。

不过，到底还是有极端的人做极端的事，在否定封建制度的同时，把几千年的文化也不分清红皂白地给彻底否定了。当然，作为国粹之一的中医学也不例外。史载，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内曾闹过几次抑止中医事件，颇不得人心。民国元年，有人将中医排除于教学体制之外，到底因其极端，不了了之；1929年，留日西医向南京政府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荒唐之举，顿时引起国人震怒；1950年，东北还发生过抑止中医倾向，被中央及时制止。……

为什么在人们已经接受西医的情况下还如此反对抛弃中医的举动呢？这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无论西医多么科学实用，中医永远会具有独特的生命力的。时至今日，日本人学习研究提倡中医，英国政府已将中医纳入立法过程之中，韩国甚至要把中医纳为自己的国粹……国人闻之，感喟者有之，愤懑者有之，亢奋者有之，思辩者有之。

有时候，我把中国医学与世界上其他的医学相比较。我的结论是，中医是道德的，西医则是规则的。因为中医缓和而渐进，所以，它具有一种道德的功效。中医与调和为已任，它始终不渝地维护着某个整体的根本，潜移默化地对不良因素进行化解和溶融。与此相比，西医却有着法律的作用，它注重局部，手术较多，移植、更换，它激烈而亢奋。每当它发现了某种不良因素，就要毫无疑义地对之进行彻底的革命，去之而后快。

中医如育苗、如修枝、如灌溉、如施肥，中药全都来自大自然，是人采撷天地自然灵气的滋补。这也就好比儒学的整体化育。相比之下，西医则如嫁接。多少有些生硬。

中医有心的作用，有道的作用。讲究休养生息，即有道家清静无为的意思，又有佛教清心寡欲的含义。中医是道学，所讲的是一，是整体而具体化的东西。

西医是科学，所讲的多是固定的现象，它是具体的。西医则有体的作用。中医与西医各有千秋，然而，谁也代替不了谁。同时，也没有这个必要。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的体现，重整体联系的神韵。西医则重具体讲实证。西医集技术与科学为一体，合真与善于一身。在中医与西医的问题上，我觉得鱼和熊掌是同一个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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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道思想里有两句让我思绪万千的话，那就是“小医医人，大医医世。”“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医人，只可能是有限的；医世，则是无穷的。好一个儒家情怀！

我想，万事皆如医理。人之病也，犹国之病也。多欲则要生病，国之亦然。身体要经常检查，国之亦然。

《贞观政要—政体》中太宗曾对侍臣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吴兢在注释中进一步解释说：“天下犹一身也，人君为元首，大臣为心腹，其次为股肱，又其次为耳目，又其次为爪牙。天下之疲癃残疾，举切吾身者也。”此言足够醒世矣！细想来，君臣一体，上下一心，又何其难也？！

这世上，从未有完全健康的人，也不可能有完全健康的国家。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也的确有些痼疾，比如纳妾、缠足等等，但这都只不过是皮肤病，是疮疥。我觉得专制思想才是疾病之本源。几千年的专制，造就了忌医讳药的齐桓公，而且毒害深远。

“五四运动”前后，封建主义已经病入膏肓，那个臃肿的躯体逐渐崩塌，倍受疾病折磨的民族，求医问药之心似大旱之望云霓，面对如此重症之疾，涌现了一大批热血医生，他们为民族计，为苍生计，筚路蓝缕，终于在西方典籍中找到了一剂猛药。

如果我们能够从激进的政治观念中冷静下来，然后做些理性主义的思考，我们是能够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道理的。应该说，新中国是这剂猛药的结果，弃腐朽得新生，起死回生，毛泽东是个大医。

然而，久病初愈，大病乍好，再加上严重的内伤，须温补才是。不料治病太过心切，武断地割断历史传统，致使新社会这个婴儿过早地断奶，还没有长牙齿，胃也还未发展成熟，就饥不择食、圄囵吞枣地啃草根和树皮，又不屑于西洋面包。所以也难免消化不良，终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病。

把脉“大跃进”，就是虚火上亢，肝火过旺。以至于早春二月就脱得一丝不挂，当然就得患感冒，就得发高烧，说谵语，引起并发症。说到“文革”，更是邪气侵入，正气下降，不仅内分泌紊乱，而且神经过敏。结果，十亿人就和十亿细胞一样，全部发生了病变。计划经济时代，由于长期坐紧闭，结果国家患了关节炎、偏瘫、呆痴。比方说企业办社会，就是社会的恶性大肿瘤。有此一代，国家得了贫血症。

看国之病，在于看民也。民弱则国弱，民病则国病。中医看病，无非是“望闻问切”，看国之病，也同样可以如此。“望”民之色，“闻”民之声，“问”民之情，“切”民之心。

虽说中国目前的小疾仍然不少，但改革开放以来，羸弱的体质逐渐强壮，且发展态势日益靓丽，由此观之，邓小平是个大医。

古语云：“不为名相，便为名医；不为名医，便为名相。”前者独善其身，仍不忘大慈大悲；后者兼济天下，更是大智大勇。高哉伟矣！

2007．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