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扭曲中央政策的本意

《新华网》和《新京报》载：一些大学要求没就业的毕业生自己随便找个章盖在协议书上证明自己已就业，这在毕业生中戏称之为“被就业”；中国老百姓盼了好多年的经济适用房，在推行过程中问题不断，湖北的六连号、郑州市经适房中的别墅事件、各省市不少经适房用以出租的事件；而中央出台的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等措施也遭遇阻击，或以次充好、或以少报多、或冒买冒领；今天又传出更吊诡的事：09年上半年各省市上报中央的GDP数字，竟然比国家统计局的多出一万多亿……

这倒底是什么力量在扭曲中央政策的本意？是谁在和中央对着干？……

认真想一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体制的变革在推动着社会的转型，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虽然体制的改革仍在继续，但新的社会力量和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体制改革，不管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越来越置身于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多元化社会力量已经开始构成影响改革进程的重要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力量不仅影响改革的进程和方向，而且，就是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往往需要得到他们的配合，否则，这种改革就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或是半途而废，或是在阳奉阴违中名存实亡。以前推行的国有股减持和政府精简机构，这些都是失败的例子。

我们可以毫不违言地说，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中央的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效果，而且这些措施在很多情况下，被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例如对于经济适用房，经济学家茅于轼大胆断言，这项原本旨在造福弱势群体的惠民政策如果不立刻停下来，一场席卷全国的住房腐败风将会发生！我们应该理解茅于轼的担心，因为中央的各项政策已经受到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的阻击。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和政策出台的前前后后，社会上会出现很多争议，尤其是在知识界，这种争论更激烈。但争论尽管争论，当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政策措施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无利还是对谁无利。这无关“姓社姓资”，也无关“是左是右”，其最后的利益结果都差不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扭曲改革的力量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

中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定型的社会力量格局是很不均衡的，这特别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而强势群体占据着绝大部份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由于是资本和政治权力的结合，强势群体自然而然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而弱势群体则毫无话语权，二者无论是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上，还是在利用社会机会的能力上都存在天址之别。这种特殊利益集团既包括民间经济力量以及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言人，也包括一些重要的经济垄断部门，毫无置疑，近年来，这种力量对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当然，这种影响是通过不同的形式来进行的。在基层，主要是通过“关系”和“腐败”，一个地区怎样规划？如何发展？上哪些项目？不上哪些项目……无一不是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掌控之中。而在上层，我们在人大和政协中所安排的名额，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往往比弱势群体的代表比例要高出很多。例如，去年全国人大代表3000多人中才有了3个农民工代表，这三个人却代表着全国一亿多农民工，而这，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首次！当然，这三个农民工能否合格他履行代表职责，我们姑且不论。于是，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种社会力量影响社会舆论和公共政策的能力孰大孰小了，这样一种力量的对比，已经成为我们目前加剧社会不公的重要机制。

在现今，这种代表不同利益的特殊集团已经出现，并有不断壮大之势。他们开始口蜜腹剑、悄悄地挖中央的墙角，使得中央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巨变”，现在回过头来看，推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是民主派、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西方敌对势力，而是共产党内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攫取了巨额的财富，但是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的国家宪法、国家制度是不容许他们据为己有，并传之后代的。只有打垮共产党，彻底推翻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攫取的财富才能得到法律保障。历史已经演出了这场社会主义蜕变的活剧，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总结教训。邓小平在谈到“苏东巨变”时就一再指出，“我们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他还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难于贯彻。”邓小平２０多年前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搁置下来。２０多年前没有理出头绪，２０多年后怎么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