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兰克及其史学

摘要：兰克被誉为“19世纪世界史学界的泰斗”“、近代史学之父”，而他的史学成就离不开他“如实直书”的治史主张和作为“第一个善于使用档案的人。”兰克的史学理论及方法是对于前人的超越。

关键词：兰克及其史学发端内容著作缺陷评价及影响个人体会参考文献

一，兰克史学的发端

任何一种思想一种流派都有其产生的土壤，兰克史学也不例外，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工业化浪潮的推进，资本必然要求其相适应的思想出现，政治环境巨变对神圣罗马帝国冲击，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铁蹄碾碎了德意志地区旧有封建统治秩序，激发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复兴，德国人民的共同感情被唤醒，这些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变化，引发了思想界的多重思考。

兰克（1795－1886）无疑是19世纪最为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所创立的兰克史学又被称为客观主义史学，他所倡导的撰史原则仍为今天的史学界所遵循。兰克1795年12月生于萨克森图林根地区的一个路德教中产阶级家庭。兰克的童年时代是在法国军队占领德国，德意志民族的“奇耻大辱”时期度过的。1814年拿破仑在莱比锡的“民族大战”中失败后不久，兰克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在大学期间不仅研究了路德著作，景仰歌德，钻研康德的《纯理性批判》，而且他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费希特。费希特的《告德国同胞书》使兰克“无限钦佩”。兰克曾批评当时德国的政治家们“不懂宪法，只看警察的脸色行事，只知道自己的沙发，而不知道祖国。”兰克在治史方法上提倡“据实记事”，声称欲使历史“科学的发生影响，必先去其致用之念”。兰克史学与德意志民族主义成长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拿破仑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直接推动了兰克史学的诞生，德国统一诉求也需要史学的关注，兰克的主要著作完全体现了这个时代主题。

二，兰克史学的内容

（一）兰克的治史原则

原则一客观公正写史。他倡导利用时间上的距离、空间上的距离、居于中间立场来达到客观公正写史。他竭力主张写历史要客观公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力求不夹带个人任何政治偏见和宗教偏见，这是兰克毕生治史旨趣，并以此作为他的一生追求。这一点，在他的1824年出版的处女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里说得很清楚，他这样写道：“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而已。”（Eswillblosszeigen，wieeseigentlichgewesen）。直至晚年，兰克在他的《世界史》序言中，继续表白，把他的观点毫无保留地从他书中排除出去，即所谓的要“消灭自我”，唯其如此，才能建立“科学的历史学”（scientifichistory）（克瑞格认为这至少包括四点：历史真相的客观性、事实的优先性、历史事实的独特性以及政治的核心位置。）。在兰克看来，擅下评语，判断功过，议论是非，与他“如实直书”的治史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兰克强调史学家在撰史时应当尽量采取客观超然的态度，即他所标榜的“如实直书，在书中消灭自我”。这其实也就是兰克的史学理论。他认为，历史学要成其为科学，必须消灭史学家的主观偏见，消灭史书为现实服务的功用目的，历史研究的目的只不过是弄清事实的真实过程。兰克曾说，任何一个为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党派或教会大声辩护的人是无缘进入历史女神之庙的。“如果要我来起草历史学家的十诫，我将首先写道，不要忘记你们对于读者道义上的责任，历史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是血肉之躯构成的人，而且作者的个性将始终隐约地流露在字里行间，但是我们必须竭力保持公平，尽量了解遥远时代的生活状况，以及我们未曾具有的思想意识。”他的代表作《教皇史》明显体现了这一特征。兰克对于有关教皇的档案材料进行认真的鉴别与筛选，留下的材料真实可靠，这部三卷本的著作，受到了宗教改革派与宗教改革反对派的一致好评。兰克本人对此也相当满意，他曾说过，“没有人能够从著作中看出作者是教皇的朋友还是教皇的敌人。”大体说来，兰克的其他著作也是坚持按照这个原则来撰写的。

原则二史料即史学。兰克治史，极重视史料。在兰克史学的治史方法中，寻求史料与考订史料是其全部史学的基石。在这位19世纪德国史学巨匠看来，撰史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写出可信的历史，“第一手资料越多，每个事件中的主观性和倾向性就暴露得越明显。”。因而，他笃信原始史料，主张用档案文献（主要是官方的档案文献）、活动者的记录、来往信件等来编写历史，尤其重视目击者的记录，并视这是“最高见证”。他不仅崇尚史料，而且十分强调对它们进行考证与辨析，并确立了“内部考证”（InternalCrticism）与“外部考证”（ExternalCriticism）相结合的方法。在西方，这种以“外证”和“内证”为特征的史料考证法，经后来的德国史家伯伦汉于1889年撰《史学方法论》，则日趋缜密，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为后人所沿用。稍察我国清代乾嘉学派所采用的训诂考据方法，亦十分注重证据，考证周详，追源释疑，然后立论，这与兰克倡导的方法，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兰克对如何鉴别史料也提出了被后世公认和一直遵循的方法。兰克信奉官方的档案资料，但并不迷信档案资料。兰克明确指出，并不是前人留下来的一切记录都是确切可信的，他确立了鉴别史料的方法，特别是内证与外证的方法对于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兰克认为，最接近事件的人是最好的证人，当事人的信件比史学家的记载具有更大的价值。兰克还注重从历史记载者的写作心理来分析他们留下来的史料的真伪程度。他说“有的人抄袭古人，有的人为未来的时代寻找历史教训，有的人攻击某些人或为某些人辩护，有些人只愿记录事实。对于每个人都必须加以分别研究。”“严格陈述事实真相，不管这些事实多么缺乏条件、缺乏美感。”“历史著作之最要条件，在于求真，所叙述者必须与事实相符，科学的贡献，实为其最重要之事。”“我的结论是，在历史中，一切从本质上就离开可信的事实的东西都不应当要。”“最好的历史证据是由最接近事件的证人提供的———当事人的记录比史家的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即依靠目击者的叙述和原始的文献资料。”兰克判断史料的准则是：“最接近事件的证人是最好的证人，当事人的信件比史家的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距事件发生时间最近的人是最好的证人”、“当事人的信件比史家的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

兰克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时期正在到来就是我们在编写近代史时，甚至不再依当代历史学家的记载除非是他们提供了原始知识的地方，对于利用他人著作的作者当然就更少依靠了我们将依靠目击者的叙述和原始的文献资料。”

兰克史学思想

伊格尔斯曾经说过，“兰克思想的形成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①他成长所处的路德教派的宗教环境；②他年轻时期所接受的人文教育；③当时在精神领域居于统治地位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④复辟时代的政治”。考察兰克的史学，研究兰克的史学思想形成，必定要考虑这四个因素所起的作用。对兰克史学思想主要从其取得的成就来探讨。

成就一是兰克确立了史学的研究范围。兰克将史学的研究范围限制在政治军事领域。西罗多德写史认为所有人类的功业都是值得叙述的，而后的修昔底德则注重政治和军事史，到了中世纪，神学史学家们将史学当作一门证明上帝无所不能的辅助学问。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史学家们均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两人的标准之间摇摆不定。而兰克将史学的研究范围定为政治和军事领域，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倒退，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话，20世纪的历史学就不可能在兰克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因为20世纪的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对于兰克的批判向前发展的，就史学的研究范围来说，20世纪史学特别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乃是对于伏尔泰式史学模式的拓展与深入。

成就二是兰克突出的成就就是推进史学专业化。兰克致力于大量地培养史学研究的人才，将自己的衣钵传诸后人。兰克将他的学术方法发扬光大的法宝就是在柏林大学采用研讨班（Seminar）的方法来培养史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兰克的研讨班里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史学家，事实上兰克的弟子几乎人人于史学造诣颇深。其中以史学知名的，有威次（GeorgWaitz，1813－1886）、西贝尔（HeinrichSybel，1817－1895）、瓦腾巴哈（WilhelmWattenbach）、格尔维纳斯（Gervi2nus）、、德罗森（Droysen）、东克尔（Duncker）、库齐乌斯（Curtius）、鲍姆加顿等，多数谨承师训，走科学史学之路。如威次说：“史料考订、版本校刊、辩别真伪、审查创作与转述是历史研究不可不具的基础。”西贝尔清楚表示：“对于实事求是的研究与史料证据的确定.兰克通过诸多弟子将自己的史学思想发扬光大，并且通过诸多弟子又培养了更多的再传弟子，就这样，在19世纪中期形成了一个雄居史坛、名闻遐迩的兰克史学。在兰克的研讨班中研习历史的不仅有德国人，也有法国学者，英国学者，甚至还有美国学者，通过这些外国学者将兰克的史学思想与治史方法又传到欧美其他国家。兰克学派形成之后，史学就真正地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在史学专业化的要求带动下，三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就成了历史学家的天地；博学、批判（考证）和专题研究成为历史学家的三大法宝。兰克的史学研究模式历经一个世纪，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历史学家们以博学多识为基础，以严密的史料批判为手段，以发生学的方法为线索，以叙事为体例，从而描绘了西方主要国家从中世纪以来的政治。

三，兰克的著作

历史著作；约有70部，包括历史、政治，甚至学术笔记。比如《1787年法国的应召显贵》（OntheAssemblyoftheFrenchNotablesin1787）（1846年）、《七年战争的爆发））（Derursprungdessiebenjdhrigenkrieges）（1844年）、（1813年普鲁士革命与共和国》（DieErhebungPreussensinJahre1813anddieRekonstruktiondesStaates）（1847年），（1685—1715年莫里亚的威尼斯人）））（DieVenezianerinMorea，16851715）（1835年），（1815年7月8日—1816年9月5日的法国历史》（DieKammervon1815：Zurfranzasischengeschichtevom8Juli1815bis5September1816）（1849年）、（1793－1813年的哈登贝格与普鲁士国家历史》（HardenberganddieGeschichtedespreussischenStaatesvon1793－1813），（1791－1792年的革命起源与爆发）））（UrsprungandBeginnderRevolutionskriege1791and1792）（1875年）、（1618年的威尼斯人》（llberdieVerschw6runggegenVenedig：imJahre1618）（1831年）、《华伦斯坦传））（GeschichteWallensteins）（1869年）、（1780年—1790年的德国诸强国与君主同盟》（DiedeutschenMdchteandderFurstenbund）（1871—1872年）、《科学研究与科学实验））（AbhandlungenandVersuche）（1872年）、《拉丁与条顿民族史》、《法国史》、《教皇史》、《德国史稿》、七卷本的《世界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英国史》、《历史与哲学的关系》，《历史哲学的缺陷》等。

四，现代史家眼中兰克的缺陷

首先，对历史探究的层次上来看，兰克史学仅停留在对史料考证的基础上尽可能叙述出真实的历史。

其次，在运用史料为研究服务上，兰克史学主张如实直书，拒绝分析史料的深层内容，拒绝对结构关系进行分析，仅对独特的历史现象以直观的方法去理解，不去了解历史人物的动机、意图。

再次，从研究成果对现实的价值上来看，兰克史学强调如实直书，在撰写史书中要消灭自我。“历史学家就在他们的纲领中自行克制，避免民族的和党派的倾向性，虽则他们保留了让他们的爱国的和政治的愿望能被感到的权利，但他们说，对事实的叙述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事实被认为是不受他们的意见的影响而独立地进行的，或者说，它们是在其自然发展的进程中自然而然地合乎他们的愿望的”。由于“克制扩大到了关于所述事实的质的判断方面；人们认为历史学的领域是事实的实在性而不是它的价值”。

第四兰克的历史观中包含着浓厚的宗教思想，他从事历史研究部分是出于哲学和宗教的兴趣的（克瑞格：兰克是一融合了路德宗教主义和费希特的新柏拉图主义的理念论者）。他认为历史的动力是理念，在理念的背后则是上帝和“上帝的思想”，人类追求真理的终极目的就是接近上帝，只有上帝才是一切的创造者。正因如此，“对永恒真理的追求”只有通过“了解上帝在所有事物上的体现”才有可能实现。而历史研究正是通向此途的捷径。

第五兰克史学也是有着明显的政治取向的，他远不是那种在历史著述中超然物外、消灭自我的历史学家。就兰克个人而言，历史研究或许是他参与政治生活的一种方式。他的研究方向的确立，他的历史观的形成无不有着时代和政治的烙印。连他自己也承认，“政治因素”使他由古代史转入了近代史的研究。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赞美、对宗教的推崇、对君主制的颂扬等等兰克史学曾称雄西方史坛，影响深远。兰克史学著作大都以政治史为主题，其中对强权政治观念，对精英人物的关注还是无法掩盖的，他还是无法做到“消灭自我”、“超然物外”。这正如他所说“我更喜欢详实地探讨一个处在十分活跃或者霸主地位的国家，政权以及个人，—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把握这些事物发展的主要脉络，它们的发展方向以及决定它们行为动机的思想观念。”。1870年普法战争胜利在望之际，兰克将写好的《七年战争》一书作为普法战争的“献礼”，并担任了普鲁士国家史官，其名字中的“冯”名就是被封的贵族名。

第六兰克所写历史大都是欧洲国家的通史、断代史、欧洲各个国家的政治外交史，他忽视对社会生活等其它方面关注在现在看来显然不能算作完备的史学著作。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再加上历史学科的本身限制，兰克等人历史研究的主题仅仅局限在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

五，兰克史学的影响

兰克史学曾经称雄西方史坛，影响深远。他的弟子德国的魏茨、吉泽布雷希特、聚贝尔，（英）阿克顿、（美）亚当斯等组成了影响深远的兰克学派，期间又分化出了普鲁士学派、剑桥学派。其规模和影响可见一斑。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阿克顿勋爵这样说道：“我们每走一步都会碰到他。”聚贝尔也说：“兰克控制着全德国的历史课程。”兰克史学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之大却是毋庸质疑的，它对近世以来中国史学的影响也是如此。

首先，对新史学的影响。兰克史学代表的是一种传统的史学范型，其基本的治史理念，包括客观主义态度，历史发展观念和事实至上，都是传统的认识。20世纪新史学出现后，特别是年鉴学派以来形成了一种新的史学理论和模式，它使传统史学遭到批判和质疑，兰克史学在内容上、方法论上、认识论等方面，它都与传统史学不同，且比传统史学要丰富，详尽得多。然而，20世纪新史学与19世纪兰克史学之间的关联，并非单纯是一个阶段对另一个阶段的否定与代替，而更多的应当是一种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兰克史学中的某些合理内核已经逐渐融入了当代新史学的史学实践中。鲁滨逊曾说：“国家决不是人类唯一关心的事情。”言外之意，国家仍是人类关心的重要事情之一。可见，在传统史学认为重要的事情，在“新史学”中仍同样重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20世纪西方史学的大变迁是一个对传统的超越与继承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历史进程。

其次，对欧美的影响。兰克及其弟子们抓住了19世纪历史学专业化和学院化的契机，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教学方式（专题研讨班）和研究（严格的史料考证，客观主义原则和政治军事史主题）的方法论体系，通过实践活动，从而发展形成了颇具影响的兰克学派，它成为19世纪史学中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其主要继承者继承了兰克史学思想中的以强调历史“客观性”为核心的史料考证方法与思想。这样，兰克学派常常又被称为客观主义史学派。可见，兰克史学对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与渊源关系。随后，对客观主义史学的批判与反抗也来自兰克的传人，其中最重要的有雅克布·布克哈特和卡尔·兰普勒希特。这二人又成为了19世纪重要史学流派——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它虽是对兰克客观主义史学派权威地位的动摇，但也是对史学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从而促进了史学的进步。所以它仍可以看作是兰克史学的影响表现。在美国，被誉为“美国历史学之父”的班克罗夫特就在德国接受过兰克“习明纳尔”教学方式的熏陶。赫伯特·亚当斯也竭力在美国推广兰克“严谨的科学调查方法”和“如实直书”的撰史原则。这样，兰克在美国很快成了“科学客观”的化身。虽然到20世纪初，以鲁滨逊为首的“新史学”派对前辈美国历史学家宣扬的兰克的形象发起了挑战，说“兰克的史学批判方法和治史原则是他自己预设的一种心理假定而已。”但是美国史学的发展正是站在兰克史学思想——这一巨人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再次，在中国，西方史学的巨大影响也不言而喻。兰克史学传入中国的途径之一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由留学德国的傅斯年，陈寅恪、姚从吾等人完成的。其中傅斯年就被学界称为“中国的兰克”；途径之二，是19世纪末留日的梁启超、陈寅恪等接触到了兰克史学；途径之三，留美学生何炳松、胡适等人引入美国新史学之时，也将其中的兰克史学思想带到了中国。它的到来对中国史学影响很大。在史学方法上，他的史料批判原则也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原则；在史学撰述上，他的客观、超然的叙述原则在中国史学界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同时，兰克的专题研讨班的教学形式对中国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影响至深。总之，兰克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是久远而且深刻的。无论是对西方还是中国，无论是在19世纪的传统时期，还是在20世纪的“新史学”时期，兰克都占有无与论争的地位，其史学思想的影响是巨大而持久的。尽管历史学家对兰克褒贬不一，汤普森称兰克是“普鲁士王国的忠诚奴仆，教会和国家的辩护士；他写的一切都是他的思想偏见和利害的反映。”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认为“兰克是19世纪产生的最保守和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之一。”古奇则认为“兰克是近代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正是这位史学界的‘歌德’，使德国在欧洲赢得了学术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直到今天他仍是我们所有人的师表。”张广智评价的：“人们根据各自的立场来批评兰克，往往是以批评者自己的现实目的为前提的。”可能更客观一些。其实，兰克是时代的产物。在传统时代，他全心全意地献身史学，把它当作一门独立的科学，而不当作其他学科的婢女，这就是他的巨大贡献了。评价兰克就要避免自己犯时代错位的错误。以“新史学”的标准来衡量兰克史学，都会发现许多令后人不满意的地方，不过仅仅批评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理解兰克的时代条件以及他本身的创造性与独到之处。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理解兰克及其思想。

综上所述，兰克对史学的功绩是无与伦比的。兰克，十九世纪西方史学的大师、“近代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永远无法超越的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之父”。兰克史学，“历史学世纪”的最璀璨的明珠；兰克学派，闻名遐迩的学脉传承。倘若说，“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那么，毋庸置疑，兰克是历史学领域中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是的，他严谨，他深邃，他博洽，他宏远……虽则，他期待的目光也许空茫；他弘扬的旨趣，也许缥缈，但他的地位，不可动摇。兰克之前，没有兰克；兰克之后，更无兰克。这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的那样：“我们每走一步都会遇到这位巨人。他的贡献比任何人都来得大.尽管有比他某一部著作更好的历史著述，也许有人在政治、宗教和哲学的见识上，在思想的创新上、高度上和深度上超过了他.但就他的重要著作所涉及的领域，就他对优秀人物的影响，就人类所接受并运用的知识中带有他的灵魂烙印等这些内容来兰克清楚，即使是纯粹的事实也有精神的内容，需要用精神的方法，直觉探知这种精神内容，也需要对历史序列进行猜测推论，来看事件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以及最终动因以及单个历史事件和历史整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历史哲学问题。兰克曾经将这种方法表述为多种形式“感悟，移情，”在伊格尔斯的书中则描述为“如实之书”。

我对兰克及其史学的体会

体会一对于史学的修炼必须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即渊博的文化诉求。

体会二撰史要严格摈弃含蓄的概括和华丽修辞文风，历史的任务是发现和陈述事实。学史有四功搜集之勤一也，宅心之公二也，学识之高三也，断案之确四也

体会三是怎样借鉴兰克史学，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应与我国历史学传统，尤其是与它的优良传统相结合。众所周知，在长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的历史学蓄积了丰赡的遗产，形成了众多的优良传统，在世界史学中可谓是独树一帜。然而，前几年曾出现过，为使中国史学现代化而盲目丢弃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错误倾向，这种对祖国史学文化妄自菲薄的做法同昔日夜郎自大的做法并无二致，最终都将会导致中国史学现代化误入陷阱，也会导致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走入歧途。当然，为此我们需要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理论上的回顾、思考与总结。晚近以来，一些中国史学的研究者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如瞿林东教授的新著《中国史学史纲》，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的发掘与阐释，着墨尤多，很可参看。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中国史学传统的结合，这就势必推动中外（西）史学的比较研究。我国新时期以来，中外（西）史学比较研究的问题，总的来说这项工作已有前期成果，但问题也不少，比较的简单化与表面化是其很显著的弊端，对此容另处详议。

体会四对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应与现当代中国历史学，尤其要与中国历史学家的史学实践或具体课题相结合。这就好比异域的种子，要在我们的国土里生根开花，必须要经过筛选、淘汰与改良。那么如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最好的方法是运用。想当年，如发端于欧陆的20世纪心理史学、计量史学等新品种，传入北美，在那儿立足并发展起来，那还不是归功于美国历史学家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与创造。在当代中国，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已越来越注意到，要把西方新史学理论与具体的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如不少学者把年鉴新史学派的时段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中的具体的个案研究，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事实告诉我们，唯其如此，才能在这样结合的过程中，检验这些外来史学理论的优劣，从而决定它们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可见，历史学的新陈代谢如同大千世界中事物的更替一样，也有着不可抗拒的规律：顺时代潮流者兴，逆时代潮流者衰。昔日的传统史学，倘要在现当代的新史学潮流中立足于史坛，就需要审时度势，博采众长，以求生存；或改弦易辙，另辟蹊径，寻求出路。如仍墨守传统，抱残守缺，必将陷入困境，并为新的历史观念与方法所取代。历史学的新陈代谢是如此，其他学术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

体会五兰克史学中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因素常常萦绕我的心头，使我对史学有了一个初步的思维定势，明了史学究竟怎么去看去学。给我印象深刻兰克分析史料的方法（考证学）。使我对历史与哲学、历史与道德的关系有了一个清晰的界定。

体会六我想重述一下中国史家从兰克获得的感言：

傅斯年“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编、掉底、折把、残嘴”《史学原论》提出“无史料斯无历史。”

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

陈寅恪重视史料，重视考证，纠谬、校勘、补遗、互证，一丝不苟。他对王国维及其两重证据法的推崇。“判定历史真相的最好办法就是利用原始资料，特别是档案材料”。蔡元培在《明清史料》的序文中说：“史学本是史料学，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中。”

胡适研读过《史学原论》，也说“没有史料，便没有历史。”

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指出：“史学由史料构成，无史料斯无史学。”

齐思和的《史学概论》强调：“史料者，乃历史知识之来源也。史家之需要史料，犹工业家之需要原料，化学家之需要药品，生物家之需要标本。无史料则无历史。”

体会七通过对兰克的探究，我对German（日耳曼），作为世界上优秀的民族之一，虽然产生了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但其近代在哲学、史学、自然科学（物理和化学）等方面的成就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不得不使我切身感觉到这个民族的伟大。或许这对我们中华民族也是一种启示和反思吧。

参考文献：

1，《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张广智（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

2，《兰克史学与如实直书》谭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3，《兰克史学与史学专业化》石荣慧（河池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宜州546300）

4，《兰克史学在中国的早期流传》李长林倪学德

5，《兰克史学之东传及其中国回响》易兰，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6，《论客观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异同———兼论兰克史学的定性问题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易兰（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7，《论兰克史学的档案取向及其在欧美和中国的影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覃兆刿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6期

8，《论兰克史学在唐史研究中的应用———以唐代给事中及其职掌为中心》白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历史长廊】

9，《论题：兰克史学和它的世界影响》主讲人：张广智教授参与讨论者：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周兵、陆启宏、陈茂华、徐良、易兰、褚新国整理者：易兰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3期

10，《浅析兰克史学》祁志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上海200234大众文艺

11，《祛魅与返魅：兰克史学的困境》汪树民（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第23卷第1期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12，《试论兰克对近代西方史学的贡献—兰克逝世百年祭》张广智历史教学

13，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李孝迁作者简介：李孝迁，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东南学术》2006年第3期

14，《兰克史学研究》易兰2005年4月16日复旦大学，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