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以令……

如果这是一个填空题：“挟……以令……”，相信许多人都会想起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远不止曹操一人，至少远在春秋初期，齐桓公就打着“尊王攘夷”的名义，号令天下诸侯，打击与之竞争的诸侯势力，从而成为称雄一时的霸主。稍后的晋文公也大致承袭了这一战略。

当然也有不搞这一套的。据说陈胜揭竿而起后，有人就曾劝他立楚王后裔为傀儡，以号召楚地的民众起来反对暴秦的统治。刚尝到称王甜头的陈胜当然不愿意在自己头上再立上一个“太上皇”，就拒绝了这个建议。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为短视的举措，它直接影响了起义武装的进一步壮大。稍后不久，秦末的另一位枭雄项羽在江山未定时就杀了傀儡“义帝”，不仅没捞到什么好处，反而白白送给对手刘邦一个号召群雄反抗自己的廉价借口。这不能不说是项羽最后众叛亲离，自刎乌江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此以后，极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历代枭雄在羽翼未丰时，无不将“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自己争衡天下的不二法门，从汉魏时的曹操、司马懿父子、南北朝时的刘裕，一直到清末的袁世凯，都是玩弄此种手腕的高手。尤其是袁世凯，在武昌起义之际更是将这种手腕运用到了极致，他一方面“挟清室以压革命党”，另一方面又“挟革命党以逼清室”，从而顺利地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当然，枭雄们是不会满足于将这个游戏永远玩下去的，当实力膨胀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要将“挟”的“天子”踢开，另建他们自己的基业了。这时，他们就要玩弄起另一个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花样：“挟天命以令天下”。

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皇帝（秦以前称做王）是“天子”，代表上天统治万民。从逻辑上来说，“天子”可“挟”得，“天命”当然也可以“挟”得，而且，直接以“天命”号令诸侯和臣民当然比以“天子”的名义更具有权威性，——按照现代政治术语来讲，更具有合法性。况且，“天子”毕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即使再懦弱无能，也不会甘于当玩物，坐以待毙的，总是要尽一切可能反抗，《三国演义》中汉献帝就曾多次向忠于他的势力颁发处死曹操的密诏；魏国第四代皇帝曹髦甚至还起兵反抗，最后被司马昭所杀。对于“挟”者来说，失败了，要丢掉自己，乃至全族的生命；即使胜利了，也要付出政治上的代价，如被人骂为乱臣贼子，激起忠于皇室的势力的反抗等等。相比而言，“天”不是人世间的客观实体，任“挟”者怎么说，“天”都不会跳出来放一声屁的。最关键的是，在臣民普遍迷信、敬畏天命的古代，挟持天命几乎是枭雄们唯一可以“服众”的理由，因此，他们无一例外以“天子”自居，声称代表上天的旨意来统治群臣百姓。

早在在攻伐夏桀之前，商汤就曾声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后世皇帝总是穿着龙袍，坐在龙墩上，自号“真龙天子”；他们颁发圣旨的时候，第一句必然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为了证明他们确实是天命的化身，他们还指使御用文人编造了大量荒诞不经的故事——夏的开创者禹是其父死后三年剖腹产下来的（宋•罗泌《路史•后纪》：“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简狄吃了玄鸟（即燕子）的蛋，就怀孕生下了商的始祖契（《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姜原踩了巨人的脚印，就受孕生下了周的始祖后稷（《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曰姜原。……姜原出野，见巨人迹，……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到了后世，杜撰得更是绘声绘色，神乎其神，情节大致都是这些枭雄出生时“红光满室”（据《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朱元璋出世时就因为红光太强了，以致左邻右舍都跑去救火），“紫气充庭”；唐太宗出生时有二龙戏于门外，三日后才离去（《旧唐书•太宗本纪》）；长相也必奇特，如隋文帝杨坚生下来不久头上长角，遍体起鳞，目如星斗，额上有五根肉柱入顶，手上还有“王”字形图案（《北史•隋本纪》）。看《史记•高祖本纪》，流氓皇帝刘邦的诞生甚至还带点香艳，刘邦的母亲刘媪曾经在大泽的堤上小睡，梦见与天神作爱；这时，天昏地暗，电闪雷鸣；刘邦的爹刘太公去找老婆，正好看见一条蛟龙伏在老婆身上大动……呵呵，为了证明高祖是纯正的龙种，竟然不惜给他爹扣上一顶绿帽！《史记》要是写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宋后，后果肯定十分严重。

同样在《史记》中，司马迁还写了两个普通百姓制造“天命”的过程。为了鼓动九百戍卒起来造反，陈胜和吴广将写有“陈胜王”三个字的帛塞进鱼肚子里，故意让大家吃鱼时发现；吴广还在夜间点起一些“鬼火”，并模仿狐狸的叫声喊：“大楚兴，陈胜王”。结果，大家都相信了陈胜是天命所归的王，两人终于如愿以尝。

相比而言，西汉末年，位极人臣的外戚王莽发动的制造“天命”运动声势更大，持续的时间和空间更长更广，牵涉的人数也更多。公元1年，在他的暗中运作下，益州的少数民族假称越裳国，献上白雉一只，黑雉两只，以比附周公辅政时的“白雉之瑞”，他因而也被封为“安汉公”。随后，每天都有上千王公大臣、平民百姓到皇宫前请愿：“愿得公女为天下母”，于是，王莽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国丈。5年，因新国丈拒受新野之田，共有487572人上书：“宜亟加赏安汉公”，于是受封九锡。接着又有8千吏民百姓上书请愿，说王莽有伊尹、周公之德，宜封“宰衡”。这时，各地接连发现麟、凤、龟、龙、甘露、醴泉各种“祥瑞”700多件，各种昭示盛世的奇闻也层出不穷，什么禾生丈余，一粟三米，禾不种而生，茧不蚕而成等等。平帝死后，有人又时机恰当地在深井中“发现”了刻着“天书”的白石头，上写：“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于是，王莽当上了“假皇帝”（即代理皇帝）。这时，各种关于“汉家气数已尽”，“假皇帝当作真皇帝”的谶言也风行全国。公元8年，梓潼人哀章献上了一个铜篑，内有两卷图谶，内容无非是说王莽是真龙天子，理应代汉。这一切工作做完之后，王莽就在顺应天意的幌子下顺利地当上了皇帝……

令人慨叹不已的是，这样的把戏，甚至直到现代仍然屡见不鲜。“文革”中毛泽东掀起了全民狂热的“个人崇拜”，一时“万岁”之声响彻神洲，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唱赞歌、挥红宝书、跳忠字舞……现在对某些领导或者党派的宣传，也都是“英明神武”、“伟大光荣正确”这类历史上的老一套。

尽管这样的“造神运动”可以搞得轰轰烈烈，神话也可以编得活灵活现，但随着这些自谓“天命”的王朝无一例外地都走向了灭亡，相信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为了减少民众对他们反动统治的反抗，增加政权的“合法性”，枭雄们还需要玩弄新的花样——

“挟仁义道德以令天下”。由于儒家对“王道”、“仁政”的倡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德治”的传统，历代统治者都将仁义道德挂在嘴边，写在书上，谆谆告诫，不厌其烦，似乎他们真的就是追求完美道德的圣人君子。然而，我们只要看看千古暴君秦始皇在焚书坑儒，屠戮百姓的同时，还吹嘘自己“清理疆内，外诛暴强”，“功盖五帝，泽及牛马”，只要看看现今的某些当权者一方面贪污腐化、玩弄女人，另一方面却声嘶力竭地鼓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就可知道他们所谓的“以德治国”是何路货色！

“挟先进性以令天下”。“先进性”可以说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个政治术语，在美英法等实行多党民主的国家，没有哪个党派可以大言不惭地自称比其它党派“先进”，而要在选举中高人一等。所谓“先进”，起初的解释是某党派独占有某种“先进的”理论（或曰“真理”），如蒋记国民党握有三民主义理论，苏共垄断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其成员也是一些矢志救国、献身革命的先进分子，等等。然而，历史的发展表明，再睿智的人脑，在大自然和大社会面前也是缺乏想像力的，例如马克思、列宁等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原则，如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等，就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现在已经没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奉行了。至于后世的一些理论，如“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更被实践证明是一种胡闹。

至于党派因其成员矢志救国、献身革命而“先进”也值得怀疑。我们不排除，在一个党派的上升时期，其成员多是一些矢志救国、献身革命的志士仁人。然而，一旦这个党派垄断了政权，不允许其它党派与其竞争，由于权力与金钱的强大腐蚀力，它的蜕化变质，最后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贪腐集团，也是必然的。蒋记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以往奉为圭臬的“先进理论”日益被实践证伪，成员是“先进分子”的说法也因日益严重的腐败而广受质疑，当权者不得不转而声称他们之所以“先进”，是因为他们能更有效地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诚如所言，如果一个党派真的比其它党派更有效地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那它当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即以“有效性”来获取“合法性”）。这样，对于“挟先进性而令天下”的当权者来说，以前不大受重视的经济发展一下子成了关系到政权“合法性”的大事，经济不发展是不行的，经济发展慢一点也是不行的。

然而，常识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才智是相差不大的，党派之间的情形大体也应如此，没有任何党派可以保证其才智永远高于其它党派；况且，经济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涨涨停停是常有的事，没有任何人任何党派可以保证经济永远持续高速增长下去。因此，将“合法性”的宝押在“有效性”上，等于投下了一笔很难取胜的赌注。于是从最上层自下，整个官僚集团都陷入了关于经济发展的“政绩困局”，患上了“政绩焦虑症”。说是“困局”，是因为对于任何政权来说，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政绩目标；而“政绩焦虑症”的出现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关系着整个官僚集团统治的“合法法”，关系着官僚个体的仕途进退，因而焦虑是难免的。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层出不穷的统计数据“注水”，甚至造假的现象，以及官方统计数据（如经济增长数据、工资增长数据、房价、物价指数等等）总是远离民众的感受：感觉低的它却高，感觉高的它却又低。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有人也许会拿出这个“铁证”来说明我们“成就的伟大”，甚至说明“中国模式”“对世界充满魅力”。秦晖先生的长文《“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文见《南方周末》2008年2月21日，或李静编选：《2008中国随笔年选》，花城出版社）对此进行了独到的解读，颇富启发意义。在文中，他将“三十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9年：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雷托”。一方面，改革开放前中国所谓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无计划的命令经济”，效率十分低下，“瞎指挥”的浪费更甚于东欧。因此，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她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另一方面，改革前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的束缚比苏联、东欧更严重，而基本上得不到什么保障；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负帕雷托过程”，即所有人都吃亏而基本无人受益的过程，在那些年里，中国的“当权派”与“造反派”、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知识分子与工农、汉族与少数民族、高干子弟与“狗崽子”、“左派”与“右派”都先后被折腾得够呛，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也被弄得满目疮痍。“改变负帕雷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雷托改进”（“帕雷托改进”是经济学术语，指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因此，无论从效率还是公正性来说，正是由于“过去的糟”，才凸显了“今天的好”，这是改革开放第一阶段“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特点。第二阶段，1992－2001年：“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中国奇迹”这阶段的情形是“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即在“不争论”的口号下，消除了许多利益群体，主要是农民和工人的博弈能力，因而农民和工人成了这一轮改革与发展中主要的利益受损者。这是中国比许多民主国家转轨更顺利的主要原因，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奇迹”的关键。第三阶段，2001年以来：全球化中的“中国竞争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的竞争优势所在：“低人权（或低自由）低福利”，而民主国家（如印度）的统治者想学，由于宪政民主的存在，他们也没有办法学到。正因为这“双低优势”，1992年后的15年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15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那就是社会公正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人们曾试图将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

“挟民意以令天下”。尊重民意、服从民意，作为一个口号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在于，不让民众投票选举，也没有全民公决；不许民众通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表达自己意见，这“尊重民意、服从民意”不知从何谈起。

与此紧密联系的还有一种“挟历史选择以令天下”。现代社会，大部分人相信历史是有其发展规律，或者趋势的，正如古代人相信有天命一样。给自己的统治披上“历史选择”的外衣，当然也像古代统治者打着“天命”的幌子一样好用。况且，历史向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无论当权者怎么说自己的统治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历史”都不会跳出来放个屁。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读：太平天国的失败说明农民革命不能救中国，康梁变法的失败说明资产阶级改良这条路走不通，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不适合中国国情，于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某某某某肩上”，“历史证明，只有某某某某才能救中国”，“某某某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云云。

由于这种解读被广泛渗透到小中大学的历史等课本中，因而这种“历史观”几乎每个现当代中国人都十分熟悉。其实，细细推敲，这是一种狗屁不通的“逻辑”：历史不是人，甚至就不是一个生命体，哪有自己的意志？没有自己的意志，何谈作为选择的主体？——我们能说一只猫一只狗，甚至一块石头做出了某种选择吗？

有人也许辩解说，所谓历史的选择，就是中国人民在特定的历史场合下，根据历史的发展规律，做出的选择。这话也说不通：

太平天国失败了，农民革命道路就不通了？康梁变法失败了，资产阶级改良道路也不行了？辛亥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也不成了？难道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一个浅尝辄止、意志薄弱的民族吗？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真的走不通了吗？至少一生历经坎坷、饱尝失败，却从不放弃的孙中山先生，还有他的大批追随者们并不这样认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民主派人士恐怕也不会同意。当然，今天更多的人们对此更不以为然。

即使退一步说，就算如少数人宣扬的，“中国人民”当时做出了那种选择，谁又能保证这种选择就是正确的？德国人民就曾“选择了”希特勒，意大利人民就曾“选择了”墨索里尼，而且希墨二魔都是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上台的。难道六七十年前，我们那些文盲约占80％以上的先人（“中国人民”不应该是一个抽象的词，那时的“中国人民”应该指的是他们，就像今天的“中国人民”是我们这几代人一样），他们的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

我们再退一步，即使六七十年前我们的这些先人做出的选择是对的，谁又能保证若干年后，在快被饿死的时候，在快被“文攻武斗”死的时候，他们不后悔他们当初做出的那个“选择”？对于我们来说，结了婚又离婚，做出了决定又吃后悔药，这样的事可真是不胜枚举，难道我们的这些先人就那么坚定如一，无怨无悔？

让我们再退一步，即使他们坚定如一、无怨无悔，即使他们是我们的“先人”，他们凭什么以一个时代的“中国人民”（约5.4亿），来代替后世无数时代的不知多少亿“中国人民”做出这么一个足以影响他们终身的“重大选择”。而在今天，父母为子女包办婚姻都被认为不合情理了，他们怎么可以为我们这些后世不知多少代的“中国人民”“指腹为婚”呢？

因此，所谓“中国人民的选择”，最符合逻辑的应该是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每隔三五年就去“自由恋爱”——拿起“选票”去选择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舍此，就是对“中国人民”意愿的歪曲和强奸，就是“挟”。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挟”在这里的意思应是：挟制，挟持。细细观察，以上形形色色的“挟……以令……”，有两个基本特征：

一是“挟”的对象是“挟”者所没有，或者不想有，但却希望别人认为他们有的品性或属性，如天子、天命、仁义道德、先进性、民意、历史选择等，通过“拉大旗做虎皮”式的“挟”，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二是“挟”背后的实质其实是暴力。这也是一切专制统治的法则。曹操之流之所以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能“挟”“天命”、“仁义道德”等“以令天下”，最终都靠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样，现代的专制枭雄们一方面将“先进性”、“民意”、“历史选择”等喊得震天响，一方面却死死抓住军队不放，或明或暗地实行着朝鲜式的“先军政治”。在现代社会，“军队国家化”已经成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是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其本意是在国内多党竞争中，军队局外中立，不干预政治，避免“人民军队”向人民开枪的悲剧履发生，然而却遭到了现代枭雄们的诋毁和抵制。试想，如果“军队国家化”了，没有了“枪杆子”，他们还凭什么去“挟”这“挟”那啊！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了伊索寓言里的《狼和小羊》，狼想吃小羊，就编排了许多小羊的“不是”，什么弄脏了他喝的水了，什么小羊前年背后说他的坏话了。当被小羊一一驳斥后，他就急不可耐的扑了上去，不再讲什么“道理”了。对于狼来说，凶蛮才是它吃小羊的唯一理由，其它的，都是扯蛋。

《狼和小羊》真是一则伟大的寓言，它揭露了一切专制统治者的强盗逻辑，也折射出了在这种逻辑下平民百姓如小羊一般无助的生存际遇。

2009，7，2于郑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