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实在”

“实在”，一直都是评价一个人为人好孬的代名词，并冠以“褒义”的头衔。何况从小就在弥漫着这种氛围的社会及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并形成了这种秉性，也以此为之光荣过。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却对此渐渐产生了质疑。

七十年代，时兴打家具。我家也不例外，父母把附近村有名的木匠师傅（爷俩）请到家中。报酬是按工时支付，并包管一顿三餐。父亲是出了名的实在人，烟、酒、茶、饭自然不会怠慢人家，尽管家中的6口人都靠他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那时吃上一顿水饺，就如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他会叫母亲隔三差五包上一次侍侯着替自己干活的人，唯恐亏待了人家。三盖帘的水饺，我们无缘享用，因为都不能满足木匠师傅辛劳的胃，还得搭上几个白馍。我们也都认可父亲这种实在的举动，把这种“穷讲究”看成是一种美德。像这种事情在我们家举不胜数，就连一个乞丐到了我家门口，也是有热呼馍头而绝不会给粗面窝头的。这种行为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兄妹，在不知不觉中传承着，在付出的同时也获得了助人为乐后的幸福感。

九十年代以后，这种幸福感日渐打折。起因始于第一次出差。公派到扬州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一个培训班。从泰安站起程坐火车到扬州已是下午4时许。刚出站，打算转乘公共汽车直抵扬州的一个渡假村。这时一伙人蜂拥而至显出过份的热情，问是否去度假村（可能先前已获悉度假村举办会议）。在得到确认以后，争相帮着提箱子。终有一个强壮小伙子抢了先。当时被这番热情搞懵了。之前曾有多次机会外出，但自己压根就没此意愿，所以都放弃了。因此也就成了一个见少识窄的人，以为所有人会和自己一样，心眼实打实可靠。那时的小伙子不由分说提着旅行箱就一路小跑，到一辆摩托车前停住，急速地将箱子捆绑在后坐上，说了一声：妹妹上车吧。我愕然了，他急忙解释汽车就在前面。当问及车票多少钱时，他说不贵的，就发动了车子，这时也只好听人家摆布了。车子开了不到一里地，就在一辆停在路旁的汽车前停了下来。小伙子问我要了20元的劳务费，个体户车上售票的姑娘问我要了60元。当抵达渡假村后，在与参会人员的闲聊中得知这段的路程公车费为25元时，我又一次愕然了。随后的几年中，无论是在单位分房，还是个人待遇方面，都遭遇到了“实在”带来的尴尬，付出与获得相差甚远。也一度怀疑过“实在”存在的价值，是否将“实在”继续下去？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曾经用消极的态度对待过，但良心的不安又带来极大的自我谴责，让我无法做到。

还是做一个心安理得的实在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