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为孔子辩护
“不自见故明;不自恃故彰”,对于孔子,其儒家学说,也理应怀着这样的心态品读、感受书中的思想感情。作者以刘晓波先生对“独善起身”的看法展开叙述,本文论述详尽清晰,深刻有力,针对刘氏的言论进行分析和批评,从文中,读者能读到作者对孔子学说的理解和看法,如“一种建构在实践辩证基础上的理论的现实意义的消解,不在于它存在了多少年,而在于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贯彻在实践中”等话,相信读者读后能有所思考、获得。凡事没有绝对,对诸子百家的哲学,人应从学习中融会贯通,取其所长,丰富自己的思想、生活,却绝不能以偏概全,曲解古人的本意,而结尾所提出的事实和问题,编者认为,我们的确需要向孔子致歉。
“几千年了,中国知识人一直在玩弄儒家的小聪明:‘盛世则入,乱世则拂袖而去’、‘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多聪明的处世之道,飞黄腾达时做救世主,穷愁潦倒时只求自保,无论躬逢盛世还是遭遇乱世,他们都占尽便宜而毫发无损损!这种东方式的大智若愚与西方基督教的殉难情怀恰成鲜明对比: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牺牲来承担人类苦难,而在乱世之中逃避承担苦难的责任则被国人奉为圣贤。“
上面这段文字转引自皮介行君的《与刘晓波先生讨论中国知识分子》,据皮君讲,刘晓波先生的文章刊在《科学与民主》电子刊物上,名为《向强权说真话》,因为对皮君引述的段落观感颇差,因此我无意查找原文,只好因陋就简,从皮君的引文中生发我的观点吧。
鄙人穷居塞北,孤陋寡闻,对海内外人物更是知者寥寥,对这个刘学者从没听说过,但是像这样庸俗地解说“独善其身”,恐怕也可见刘学者对儒家了解之一斑吧?至于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在刘学者这里更是无从说起了。所谓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用直白的方式表达就是不知道的事儿就不要瞎说!
刘学者在“独善起身”的问题上本来是君子于其所不知的,却不甘于盖阙如也,相反一定要表现的象是了然于胸似的。(在我的印象中大陆的学者经常做这种洋秀,不知道刘学者是哪里人士。)
《资治通鉴》卷一“李克对魏文侯问”一条中有言:“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见到这一行字刘学者也应该不难发现,所谓独善其身之善其实应该是有所不为的意思,也就是孔子所谓“不义而富且贵者,于我如浮云”,甚至大而广之就是“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像刘学者这样根本不知道“独善其身”含义的状况本身在对“独善其身”的认识上究竟很“穷”了,但是学者在很“穷”的情况下自以为是地大放厥词,就离最基本的“独善其身”相去甚远了。
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勉强解说,就只能凭仗一些小巧的机智与聪明了,因此刘学者指认儒家为小聪明本身倒是有几分骑驴找驴的嫌疑。孔子的远大志向,深切情怀,以及死守善道以仁为己任的弘毅作风决非刘学者这种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的小聪明能够解构的。儒家理论是现实主义的,它既没有彼岸乐园勾引人们的善念,也没有末日审判来恐吓人们的恶行,它坚定的此岸性决定了它必须具备更为可行更为平实的规则与作风,它没有像墨家那样摩顶放踵利天下而自绝于普适性,也没有像道家那样寄情象外逍遥自适而脱离现实性,儒家只能在社会背景中展开自己的理论,所谓独善其身,正是人穷之际的基本自我约束,是人免于同流合污、胡作非为的下限。
另外,刘学者所谓“耶苏用甘愿上十字架的牺牲来承担人类苦难”的提法很有趣,在我的印象中福音书中好像详细记述了耶稣对自己的复活的预言,马太福音还记述了耶稣要在他“父的国里”与门徒喝“新的”(大概也是葡萄汁一类的东西)的承诺,至于克西玛尼的祷告更明显地说明了死在十字架上是乃父的意思而不是耶稣甘愿的选择。或者说这种甘愿本身是一种凭借信仰达成的交易。当然我说的是新约中的耶稣却不是历史中的耶稣,在契约条件下的自愿牺牲我觉得就牺牲本身而言甚至是比谭嗣同要等而下之的牺牲。我这样说无意诋毁基督教信仰,相反我对耶稣的品格是异常敬重的,我这样说只不过是很反感打着推重耶稣的幌子诋毁孔子而已。
从情理上讲,有彼岸感召的信仰背景中的牺牲,相比于坚持此岸立场的牺牲,在抉择与超越的界限上的确是有差别的。他们之间的差别虽然不至于大到为了讹诈保险金而选择死和屈原的选择死之间的差别,但总不至于小到在谭嗣同心目中的谭嗣同的死与梁启超的走的差别。当年想象子路的死,很觉得有些迂腐,那时心里就像现在的刘学者一样自以为是,但是随着年增岁长,渐渐觉得一种坚定的立场本身在没有彼岸承诺的情况下贯彻得如此彻底,我们实在无颜片面地计较这立场本身的得失了。
一个敬鬼神而远之的孔子,能够做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然坚毅,相比之下不见得比知道自己七天后就能复活的耶稣走向十字架更逊色。知其不可而为当然是独善其身之上的更高诉求,正是在知其不可而为的反照下,我们才有理由认为独善其身只是人穷之际的下限约束,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刘学者用一个对每个人都普适的基本要求,与选民意识下的精英主义行为相比较,倒不见得是对儒家的无知而更像是对基督教的无知。
当然,刘学者所说的小聪明,在中国传统士林其实也不乏其人,关于这一点我在拙文《中国知识分子之精英主义流弊》中略有涉及,但是刘学者这般以偏概全,一棒子打杀差不多所有传统人物,并转而用一个承诺在先的牺牲企图将倒卖赎罪券等恶行也轻轻揭过,就实在是连小聪明都谈不上的拙劣混乱了。
至于为儒家的辩护,说来其实也大可不必。对巧言令色之辈,辩护总不免落入后息者是的口舌之利,对真诚地面对问题的人而言,只要能扪心自问,《论语》中的告诫我们又能做到多少?恐怕就不必再辩护什么了。一种建构在实践辩证基础上的理论的现实意义的消解,不在于它存在了多少年,而在于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贯彻在实践中。比如刘学者,只要他一天做不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这一儒家主张就不会对他失去现实意义。
那些想要将儒家赶出历史舞台的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努力贯彻儒家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绝臆、绝必、绝固、绝我”,等等,如果天下人都做到了这些并非所谓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时期特定的人格诉求,那么儒家也就可以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了。我相信这也应该是孔子的毕生追求。
鲁迅先生曾经为自己的话在几年后居然还没有过时而深感痛心,我想孔子也应该为自己的主张经历二千多年而不能合理地退出历史舞台而深感遗憾吧?想来这不是孔子的过错,应该是孔子的寂寞吧?
因此我不想为孔子辩护,倒想就此向孔子致以一分深深的歉意。为直到今天。好色的人仍然远远多于好德的人而替这个时代向孔子致以深深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