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民”成长史

古魁和成都市成华区政府有个纠纷，一直没有解决。最后，不厌其烦的政府请古魁来告政府，并借给了古魁10万元律师费。古魁就这样不情不愿的开始了一场奇特的民告官。

－－《南方周末》2008年11月13日

古魁，成都市成华区将军汽配城老板，军人出身。197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是成华区工商联汽车汽配行业协会会长。

据同事和朋友介绍，古魁完全是个勤俭节约，奉公守法的良民，“性格虽然有些固执，却很少与人争执。”

2006年，成华区政府的强制拆迁改变了他。

在申请行政复议未果后，古魁放弃了走司法渠道解决与成华区政府的纠纷，而采取了非常措施。

一开始，频频找领导理论；半年的拉锯战，慢慢消磨掉了古魁的耐心，他遂萌生了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再谈不拢就和政府鱼死网破。

此后，这名53岁的中年男子做出了一系列惊人之举：

显示到花炮厂打工，学习爆破和远程发射技术；随之便密切监视政府的一举一动，甚至跟踪；开车撞人（企图）；准备并扬言要炸掉成华区政府。

最后，从古魁怕政府演变成了政府怕古魁。

终于，官员口中的“刁民”可怕的长大了。

在人们的印象中，“刁民”是带有无赖，狡猾，奸诈特征的人。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刁民”与“邪恶”相联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刁民”是官员们创造的词语。“刁民”是与官员相对的。进一步说：“刁民”绝对不是愚民，他们是民众中的聪明人。

政府产生于大众并为环境所驱使，而“刁民”大众却处在历史的边缘，环境对于每个“刁民”都是障碍而不是跳板。

“刁民”古魁因为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辛辛苦苦，白手起家的资产，在政府的强拆下说没就没了，而且还没个公道的说法。所以才走了一条了非常之道。

若不是“政府的积极引导”，古魁会坐出什么事来，我们从他的举动中就可以预知了。

这让我想起了杨佳案，如果公安部门也能积极引导，那边不会有六名警察踏上死亡的不归路了。

利益受损者碰到了不公，第一：期待司法能给一个公正的交代，有这种期待就不会铤而走险。

第二：即使是司法不公，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关怀和关爱，也会使情绪平复。可目前社会没有这样的机制。司法体系的责任没有很好的承担，又缺乏民间组织之类的非政府机构伸出援手，所以把最后才会出现个人报复政府（社会）的现象。

帕斯卡尔在《思想录》里感慨的“以河为界的荒诞正义”－－－－－－杀死同岸的人是凶手，但如果被杀死的人来自对岸，那么杀人者便成了英雄。

如果理解了这种“以河为界的正义”的荒诞，就不难解释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在遭受某种不公正时何以会报复社会。

“刁民”的产生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民主足够健全，司法足够公正，那么“刁民”也会自我蜕化为“良民”。民主是笼子，而“刁民”是鸟；鸟被关在笼子里，如果笼子跟鸟差不多大，那么鸟不会挣扎，它最后的命运只是痛苦的死亡；如果笼子比鸟大一些，鸟便有想飞的冲动，但却没有足够的空间起跑；如果笼子足够大，那么鸟便不会飞出去，因为空间足够大，鸟可以在笼子里享受外面的新鲜空气。

“刁民”的存在和成长，是必须的。

如果，民是草，官是羊，那么“刁民”是毒草，可以防止杨暴殄天物。

如果，民是羊，官是狼，那么“刁民”是刺猬，可以使狼谨慎下口。

但新时代的“刁民”是有风险的，他们行走在合法与非法的界线上。他想进入合法的疆域；但合法的领土的污垢让他犹豫不决，于是，他不得不向非法的领地眺望。

成华区政府的做法还是值得表扬的，但结果未出之前，谁也不能下定论。

让我们一起等待法院的说法吧！

静观“刁民”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司法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