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上的和在纸上的

在近代法国议会上，持激进意见的反对派分子总是坐在左边，所以，又叫做“左派”。后来，“左”就成为了激进分子的统称。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知识分子的标签。

这种知识分子的自觉最早可见于佐拉的的文字《我控诉》，在《我控诉》中，左拉对法国军方判一位卖国间谍无罪提出了激烈的抗议（从文章名字也能看出浓浓的火药味），被军方控诉“诬陷罪”，迫不得已背井离乡。但是，一年之后左拉重回法国，继续斗争。这么激烈的正义行为使“知识分子”这样的称谓充满了自豪感与正义感。

法国的知识分子延续了关注现实的传统，在有必要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走向街头，抗议政府的不公。萨特、德里达都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这可以说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是怎样把所学和所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就像李敖所说的：你不能把所学的和所用的变成两截。在李敖看来，人文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现实，就像科学家关注实验一样，只要还珍惜自己的主张和社会理想，他就会挺身而出，和不合理的社会现状做斗争，即使坐牢也无所谓。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是在街上的，是行动主义者。所以，大众对于知识分子的评价有一个时期相当之高。大众不但敬仰知识分子的学识，更佩服他们的风骨。这个时期，我认为在中国，非“五四”时期莫属。那个时候国难当头，为改变中国羸弱的命运，一大批知识分子献出了生命。因此，大众对知识分子还是很仰慕的。鲁迅死的时候，上海有很多市民自发地前来送葬，就是一个证明。那个时候，不管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还是信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乃至国学硕儒，纷纷站出来，对社会改造各抒己见，可以说，“五四”时期是近当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最热闹的时期。热闹的地方在于，知识分子对于现实整体性的关注，始终和普通民众保持互动的关系：要唤起民众或者教育民众。当然，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遭受迫害的时期，这是知识分子为自身理想的实现所付出的必然的代价。

时至今日，知识分子已经全然失去了往昔的光环。所谓“商人像教授、教授像商人”，这不仅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调侃，更反映了知识分子自身公信力的危机。当下，知识分子似乎出现了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倾向为过度专业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研究艰涩深奥的符号，在圈子外面扯起“闲人免进”的牌子，自娱自乐，倒也怡然自得。另一种倾向则为过度世俗化，受到是市场经济的影响，不再耻于言利，而是想要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人的那一部分人。“教授像商人”说地就是这么一个现象。总之，知识分子不再左也不再右，而是变地很中庸了，他们头上的公共性光环也已经不见了。

如果说以前的知识分子活跃在街上的话，那么，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活跃在纸上。教授和博士们在纸上生产了大量的论文（其中绝大部分说是垃圾也不为过），然后得到一张纸（教授资格证或者博士文凭）。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已经麻木了，抱着独善其身的态度，向着票子房子和车子努力奋斗。对现实的隔阂是知识分子整体性失语的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总是还有一两个异类，对于这种状况不甚了了。比如说，有人就说余秋雨的捐款的问题，抓住文化大师的小辫子不放。其实，余大师的问题由来已久，以前一个叫余杰的余大师的本家，也做过这样的事情。现在在北大教书的余杰那会还是个愤青，他问余大师：你写书批判文革，但是你自己在文革期间口诛笔伐了不少人，这笔帐该怎么算？余大师当然无语了，能怎么算？这个小余可能还是不清楚，古人有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但我们写“文化散文”的人却是“从纸上到纸上”，这能怎么算？也就是说，很多事情说说就算了，写成文字买点钱不就行了？难道真的得要付诸行动？教条主义！！

可见，这次批评余秋雨捐款的人其实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现在的文化型知识分子是只“作”不“做”的，又要“做”又要“作”那就“做作”了。知道了这些，我对余秋雨是否真的捐了钱索然无味。

李亚鹏和车祸？谁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