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当真与虚伪无关？

前些日子本人通过嬉笑怒骂的方式写了一篇《谈谈中国式虚伪》的杂文，没想到先是被编辑评为“好”，后来不知怎地突然又变成了“精”，并终于上了“编辑精选”版，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然而这“轰动”可不仅仅是“点击率”，还有不少对本文某些观点的不以为然或质疑声。其中主要集中在对文章中引用《孙子兵法》的看法上。有评论者认为“把兵法引入虚伪作为证据，有点勉强，那是机谋智慧的体现，所谓‘兵不厌诈’”；也有人由此感到困惑：如果《孙子兵法》中的“诡”和“诈”被视为虚伪，那又如何理解“斗智斗勇”？凭心而论，这些质疑声对我来说是有益无害的，我对此非常欢迎。且不说这样反而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这些质疑会促使我不得不进一步地深入思考，以利我的个人成长和思想的进一步成熟。

现在我正在深入思考的就是：我不禁要问，《孙子兵法》当真与虚伪无关？

一般中国人都知道，《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简称《孙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兵书，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作者为孙武。为便于进一步探讨的方便，现将其主面内容介绍如下：

第一篇为“计篇”。主要论述战争中谋划和研究的重要性，提出了“五事”，“七计”、“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重要的军事原则并总结出了“兵者，诡道也”的著名论断；

第二篇为“作战篇”。主要讨论军需物资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因粮于敌”的思想原则；

第三篇为“谋攻篇”。主要论述“伐谋”的战略思想，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作战规律；

第四篇为“形篇”。主要论述军事实力的重要性；

第五篇为“势篇”。主要论述军事态势和作战的指挥问题；

第六篇为“虚实篇”。主要提出“示形”的思想，要求作战中要“避实击虚”，同时还要注意虚实并用迷惑敌人；

第七篇为“军争篇”。主要论述把握战争主动权的问题，提出了“兵以诈立”的军事思想；

第八篇为“九变篇”。主要论述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军事原则的问题；

第九篇为“行军篇”。论述行军作战，要准确判断敌情的问题；

第十篇为“地形篇”。主要论述作战中要有效利用有利地形的原则；

第十一篇为“九地篇”。主要论述在九种不同的作战地形情况下用兵的原则；

第十二篇为“火攻篇”。主要论述实施火攻的条件和方法，提出“五火之变”的应对原则；

第十三篇为“用间篇”。论述了使用间谍的战略意义，及各种间谍的使用方法。

《孙子兵法》之所以一出书便受到世人的极力追捧和广泛的轰动，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周朝成立时是一个统一的大王朝，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而“东周”时期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在春秋和战国时期，相继出现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统一的中央大王朝周朝已是名存实亡。为取得对中原大地的最终控制权，这些“雄”和“霸”各自打着“忠于朝廷”的旗号，数出浑身解数，相互混战，相互吞并，战火连年，民不聊生。为了在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中取胜，各国都急需一部能屡战屡胜的“兵法”作为战争的指导力量，《孙子兵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并很快受到各诸侯国的重视的。

孙子在第一篇“计篇”开篇即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说明，之所以要“用兵”，是因为它关系到自身的生死和存亡，这样一来，达尔文的“物兑天择，适者生存”就成了最现实版的真理了。为了达到“生”和“存”的目标，避免“死”和“亡”的悲惨下场，必须不择手段才能实现这一目的。正因为如此，才提出了“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兵不厌诈”、“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运兵计谋，为不可测”、“三军之事，莫亲于间（挑拨离间）”等重要的作战原则，才形成了“是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重在“伐谋”的战略思想，才总结出了“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著名作战规律。然而无论其作战原则也好，战略思想也好，又或是作战规律也罢，其目的都是为“诡”和“诈”服务，以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终极目标。

有人说，“诡”和“诈”在作战中并不是“虚伪”，而是一种“机谋智慧”，在具体运用上更是一种“斗智斗勇”的表现。但我却认为，不管对“诡”和“诈”如何命名或理解，但其本质一定是直裸裸的“虚伪”体现。大家都非常清楚，所谓的“虚伪”指的就是不实在，不真实，心口不一，装腔作势，既然如此，难道“诡”和“诈”还不符合“虚伪”的这种定义吗？

孙武在对“诡”进一步阐述时这样写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试问，这种“诡”和“诈”难道在本质上与“虚伪”有什么分别吗？难道这些做法都是“真实的”，“实在的”，“心口如一的”，“正而八经的”吗？

我想，只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兵法中的“诡”和“诈”不能算是一种“虚伪”，而是一种“机谋智慧”，认为“诡”和“诈”的过程是一种“斗智斗勇”的过程，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兵法一旦用于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时，人类本能中自私的一面就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了，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还有比生命更为可贵的吗？所以，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无论在战争中采用什么手段，都会显得“天经地义”了；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战争，各方的领导者就会极力地渲染战争的“正义”性，而敌方总是“非正义”的，应该受到应有的“报应”，故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都不为过。

由此，我突然想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共产党说是“战略大撤退”，而国民党却说是共匪在国军的多次围剿下的“被迫大逃亡”。都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什么在不同立场的人的眼里会有如此不同的看法呢？然而二者的实质内容有什么分别吗？没有丝毫分别，倘若一定要说分别，也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我们都应当承认，战争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方式。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一章中明确地指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谈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孙子兵法》其本意是用来指导战争的，所以在激烈的战争时期，以“诡”和“诈”为核心内容的兵法会得到最广泛的重视并为各方所认同为“理所当然”。但和平战争呢？“诡”和“诈”还能以“理所当然”来认同吗？还是一种“机谋智慧”吗？还是一种“斗智斗勇”吗？古往今来，社会上都极力宣扬对名利要“取之有道”，为人处世要“仁义礼智信”。但实际上呢？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长期深受儒家封建礼教影响的特殊环境和文化里，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官场、商场甚至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人们都将《孙子兵法》的“诡”和“诈”作为“取之有道”中的“道”，“仁义礼智信”也成了人们之间交往和竞争的“手段”，将“仁义礼智信”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将它们运用得出神入化，变幻莫测，久而久之，竟与其本义相距万里。大概人们认为，既然在战争中“兵不厌诈”是正常的，是理所当然的，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在激烈如战场的官场，商场甚至工作中，为什么不能运用“诡诈之术”呢？诡诈之术又怎么能被认为是“虚伪”呢？

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好的文化使人类日益进步，而不好的文化却为祸不小。然而，文化是一种人们长期积累所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言行集合，一旦对某种事物或观点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被固定下来普遍接受，形成一种文化，那么，不管是精华也好，糟粕也罢，都将被人们潜移默化地继承下来，而人们对兵法中“诡诈”之术的继承和发扬，就是这样一种文化下的产物，这种产物，人们认为是一种“机谋”，一种“智慧”，一种“斗智斗勇”，甚至一种“文明成果”，但独独不能承认它本质上是一种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