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济•禅•诗•悟

临济•禅•诗•悟

以前，说起临济寺，只知道它是临济禅宗的祖庭。很喜欢临济寺澄灵塔的秀丽玲珑之美，还有临济禅院那种清静雅致的环境，然后就知之甚少了，就象从小就知道四大发明是什么，其实只是知道叫什么是—个道理。这些日子，因为工作关系，和临济寺有了更多的接触，才开始注意它，才知道自己对临济，对“禅”，真的知之甚少，才明白了一点点临济与禅宗和中国文化的发展的丝丝缕缕的关系。

说临济不说“禅”等于没有根。“禅”一名词，即为梵语“禅那”之间，通常谓之“禅定”，应该译为齐恶、功德丛林、思维修、静虑等，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或者说是佛教的中国化的产物，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分为五大宗派：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临济宗。经五代至两宋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只有临济宗一派鼎盛并走到了今天，所以才有了“天下禅宗出临济”的说法。

临济义玄祖师讲：“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你且随处作主，立处皆真”。在他看来，“禅”不是体系的逻辑，而是贯穿于最寻常的世俗行为的实践，真理并非于外界，也不足借助内心的理想化，它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发挥着使人生活泼无碍的作用。撇开吃饭、睡觉这些日常琐事而去苦苦修行，也未必能够悟道的。所以今天作为宗教的“禅”已经渗入无限的个体之中，与口常生活血肉相联，存在于尘嚣世俗的生活之中。“平常心即道”是一种对过去佛教禁欲主义苦修的解放，不需坐禅，不需修行，也不需念佛诵经。“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十字街头，解开布袋”；即可遁隐山林，又可混迹市朝。由此，“禅”开始根植大众，让大家趋之若往，因为他太现实，不离世俗，不分阶级，这大概是五宗仅剩一枝的缘故吧。

日常生活都可以是禅。“禅”不再执著于“不止文字”。“离文字”是“禅”，“用文字”也是“禅”。禅僧说“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在禅宗看来，“对境心不起”是“禅”，“对境心数起”也是“禅”。皎然说得好“市隐何妨道，禅栖不废诗，与君为此道，长破小乘痴”，《酬崔侍御见赠》。作诗通于悟道，市隐犹如禅栖，这就是“禅”。

禅宗认为，佛教的真谛只有靠内心神秘的体验才能体验到，而语言无法表达，禅宗最早的“教外别传”的传说“佛祖拈花，迦叶微笑”就能说明这一点。想想都是一幅充满诗意的画面，没有淳谆教诲，也没有滔滔雄辩，只有两位智者的“心有灵犀一点通”。一花一世界，一叶—乾坤，花既是可供观赏的自然物象，又是体验佛性的一个符号。繁缛严肃的宗教传承在这里成了一种简洁平易的心灵交流，到此离我们很远的“佛”一下子就走到我们的眼前身边了。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而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从《诗经》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始，而比“禅”在中国开始早的多。

诗禅相通应该说是中国智慧和印度智慧的相融，禅宗发展史上的种种事实鲜明地展示了这一过程。由“背境观心”的闭目瞑想，到“对境观心”的凝神观照；由“孤峰顶上”的避业苦行到“十字街头”的随缘适意；由枯燥烦琐的经典教义到活泼隽永的公案机锋，无论是静观顿悟还是说法传教，“禅”在临济就已经抛弃了宗教的戒律，而在中国诗文化的熏染下，禅也日益指向诗意的美。

佛教传人中国之后，兴盛于唐宋，而这时期也是中国诗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不能不说明两者的关系。今天，好多学者都把诗之妙悟等同于“禅”之顿悟，吴可《学诗诗》说：“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陆游《赠王伯长主簿》：“学诗大略似参禅，且下功夫二十年。”胡应麟《诗蔽》：“禅必深造而后能悟，诗虽悟后仍须深造。”

钱钟书先生说的更透彻：“禅宗讲关捩子，故一悟尽悟，快人一言，快马一鞭，一指头禅可以终身受用不尽；诗家于理会法则以外，触景生情，即事漫兴，有所作必随时有所感，发大判断外尚须有小结裹”（谈艺录）。不过两者看来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禅”不需要语言，诗却离不开语言，—个不识字的和尚可能不暇修持，灵机—动即可悟道，而—个没有丝毫艺术修养的人却不可能灵机—动而写出优美的诗来。“禅”可以“一念悟众生皆佛，一念迷佛即众生”，诗却“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

禅宗到唐末五代，其门下野老村妇日趋减少，往来皆是士大夫。与大字不识的六祖慧能不同，这时的禅僧与士大夫的密切交往中也日益言谈优雅，文采风流。临济宗杨岐派五祖法演的弟子圆悟编纂的《碧岩集》就能说明这一点。当时的宗师常熟读记诵诗人的佳作，随时抬出作亦道亦悟之用。另外圆悟能从小艳诗悟人，所作诗、偈深得诗家和禅家三味，如“只许佳人独自知”其实就是禅宗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个体一得之悟。

既然“本性即佛”、“平常心是道”，那所有的宗门教理、清规戒律就不过只是形式而已。吃斋念佛是禅，运水搬砖是禅，吟诗作画也是禅。丹霞天可以由儒生削发，贾岛、周贺也可由僧徒而还俗，这都不重要，参禅作诗两不相妨。

自此，诗和禅就走到了一起。

贾岛为僧时有这样一段传说。他来到东都洛阳，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贾岛作诗白伤，韩愈可怜他，教他为文，于是还俗，举进士（见《新唐书•贾岛传》），虽然还了俗，当年为僧时的癖好却始终未放弃，首先他常醉心于清寒孤寂，超尘恬淡的山林禅院生活。“三境通禅寂，尘嚣染着难。”（李洞《贾岛墓》）毕竟贾岛是还俗之人，有入世之心。禅佛思想大概是他与险恶政治环境抗争的精神支柱。“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朝来重汲引，依旧得清冷，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辛苦，”《戏赠友人》，贾岛把艰苦的诗歌创作视为人生理想和追求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和坐禅同样重要的彻悟心源、解脱痛苦的手段。贾岛的诗近似“苦吟”，著名的“推敲”故事和“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自白就是。贾岛的诗如古井清茶，寒潭冷月，苦涩而又清谈，幽冷而又孤高。韩愈赞道：“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这应该得力于他早年清心寡欲的禅院生活。然而禅毕竟是提倡破除文字执的，诗人的这种执著的苦吟，与参禅的无念无心终究有别。

到两宋时代。临济宗次第相传至石霜楚圆，其下有洪州黄龙慧南开创黄龙派，袁州杨歧云会开创杨歧派。有学者指出，这两派在实际的理论和方法上并没有什么变化，但这两派越来越从无字禅走向有字禅，从讲哲理走向讲机锋，从直截清晰走向神秘主义的倾向．这对那些富有艺术修养的士大夫更具吸引力。宋代文坛两个重量级人物苏轼、黄庭坚就出圃黄龙派门—卜，而宋诗远比唐诗更门觉地与禅宗携起手来，以禅喻诗蔚成风气，大有不参禅无以言诗之势，开风气之先的人物，首推王安石和苏轼。

王安石曾经问张方平（北宋大臣）“为何孔孟之后无伟人？”张答“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王闻言大为叹服，“亦欲心如秋水静，应须身似岭云闲。”《赠僧》说出了他对出家人的期望，也道出了自己追求的心境。王安石罢相后，撰写禅宗经典《楞严经》疏解，写过不少禅理诗：“本来无物使人疑，却为参禅买得痴，闻道无情能说法，面墙终日妄寻思。”《寓言三首》。“月入千江体不分，道人非复世间人，钟山南北安禅地，香火他日供两身。”《记梦》，从中可以感到禅宗的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对他的启迪，到王安古晚年的诗巾，更充满了闲适之趣和宁静之美：“终日看山不厌山，灵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游钟山》。“乌石岗边缭绕山，柴荆细径水云间，拈花嚼蕊长来往，只有春风似我闲。”《游草堂寺》。“云从无心来，还向无心去：”《即事》。“无心”的闲适，正是禅宗标谤的佛性。另外，王安石晚年的诗往往更直觉地去体悟，这与禅宗的静观、默想的思维应该有密切的关系。“野水纵横漱屋除，午窗残梦乌相呼，春风日日吹香草，山南山北路欲无，”《悟真院》。

与王安石相比，苏轼耽于禅悦更早更深，早年与弟弟苏辙分手时就写过这样的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生中交往过的禅僧不下百人，其中著名的有道潜（参寥子）、圆照、楚明、法颖、了元、惠辩等，这些禅僧大都能文善诗及填词，而且文思敏捷，操笔立就。“自丈字言语悟入，至今以笔研作佛事，所与游皆一时名人。”“语有璨，忍之通，而诗无岛、可之寒。”在苏轼的笔下常有显示机锋，打破疑团，暗示幽玄禅理的如诗如偈的作品，“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诗》。尽管苏轼说：“我心空无物，斯文何是关，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还。”《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著色山》主张用平静空明的内心米反照万象，但实际上他很少能做到，空静的观照本是无言的，意象自然呈露，禅意自蕴其中，而苏轼观照的结果却常引发哲理性的思辩。“横说竖说了无剩语”。《冷斋仅话》。在创作实践上，苏轼更倾心“机锋不可触，千偈如翻山：”“掣电机锋不可拟，”那种敏捷机智的语言艺术。

苏轼的诗里包含极为丰富的禅理玄机，既有“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森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这样寂静空寒的禅宗意境；又有“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这样对禅宗的礼赞；更多的是“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这样的万物皆空，得失俱忘的禅宗人生观。

说临济，道参禅。在这里好象已经分不清禅与诗。“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