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要彻彻底底 “复出”要明明白白

近日来，多个知名网络论坛出现了一个帖子，称“华南虎事件”中被撤职的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孙承骞已低调官复原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粗略算来，每每“被问责官员”，一旦复出便引发热议。不管是署名邱晓华的文章，还是“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的东山再起，还是因安徽阜阳奶粉事件被问责的一干官员纷纷复出，都让舆论一时哗然。

从非典伊始，问责走进公众视野，从最初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到近年地方和中央掀起的一波又一波官员问责浪潮，官员问责制正健步向制度化方向迈进。也只有建立健全的问责制度，并认真执行下去，方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对官员的问责不仅仅是风暴，更是持之以恒的问责常态。也唯有如此，事情才不会长官意志、个体好恶、情势变迁而改变或动摇。试想“大头娃娃事件”出现后，问责能再深入一点，几十种劣质奶粉无一种是阜阳生产的，如能彻查源头的话，完全可以避免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则万千儿童便免受戕害。“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的复出，正是由于问责很不彻底，仅见将暴露在前台的张志国撤职，却没能将其后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查个清楚，亦没有勇气去追问支撑张志国牛气的权力后台，更没有细究是谁给了张志国这种底气——倘若问责能追根问底，张志国现今置身何处尚且不知，更遑论他的复出了！

当然处罚、追究责任并非终极目的，建立官员问责制，在于让官员牢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不过官员被问责追究了，也不能“一问责定终身”。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作为第一个因涉嫌重婚罪被追究的省部级高官，邱晓华只有50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对于党政干部来说，“双开”乃至触犯刑律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但并不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结束。作为一名公认的“学者型官员”，邱晓华著作甚丰，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学术水平。他发表的这篇文章，也可以证明了这一点。应该承认，“高级研究员”是一份适合邱晓华的工作，但邱晓华的再就业之所以让人大跌眼镜，不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不堪新任，而是觉得这个“高级研究员”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

人们之所以对使用问责干部官员十分敏感，就在于有关部门对问责官员的使用上缺少公开、公正的程序。问责官员受到问责追究后，是否认识到错误，改正了错误呢？重新使用这班干部时，是否按照组织程序，对这些干部进行考查和考核，是否征求了群众意见呢？如果仅凭少数领导说了算，或凭组织部门的一纸命令，就重新使用，那就是对民意的漠视。缺少透明度和不当的使用程序，才是“民意沸腾”的根本原因所在。随着近年反腐力度的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也不断增多，也急切期盼“官员复出机制”的建立。在公开的基础上，像被“开除公职”一样，官员“再就业”也应该遵循一定的制度，什么情况的人可以复出，复出的原因是什么，都明明白白地公诸于众。这样才能既治病救人，又给公众一个说法。

要“问责”就要问个彻底，这样既可以督促官员始终把民众的安危冷暖牢记心上，为民用权、为民履责，也可以警示官员防患于未然，避免悲剧重演，。要“复出”就要“复”个明白，如此才可以让公众享有他们本该享有的下马官员复出知情权，也让人民群众以看得见、听得懂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见证了政府的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