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的误入歧途

哲学发展到近代，几乎是工具论的天下，这里有两大流派，语义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前者以海德格尔闻名，继承维特根斯坦的传统，认为所有哲学问题问题都是语言的问题，人对语言的理解的问题；后者阵营里则是大名鼎鼎的罗素，数理逻辑的鼻祖则是“外交官”莱布尼茨。

我一直认为这两种思路，归结起来都是工具论的思路，甚至走到了形而下的地步，背离的哲学的传统。是的，很多哲学问题有着语言的因素，比如苏格拉底“我正在说的这句话是谎话”，就掺杂了语义判断和逻辑判断，但并不是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语言的理解。柏拉图的山洞比喻不能，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更不能，芝诺的飞矢不动考验人的脑细胞，而且罗素悖论里萨尔围村的理发师问题则纯粹是逻辑的两难。这也揭示了逻辑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哪怕现代逻辑建立起来，摆脱了自然语言引起的歧义，罗素悖论和哥德尔原理还是给逻辑留下了bug和后门。

哲学更多、更应该的是给人以思考，思辨。泰勒斯开始用思考的方式为世界寻找一种物质基础，柏拉图提出了理念，这个物质世界背后的客观存在，毕达哥拉斯主张用数字来描绘世界——这取得了最多的胜利，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是如此，笛卡尔则开始认真地探讨自我的存在问题——我思故我在。哲学是关于人的，哲学可能没有目的，但是能起到为人类世界描绘蓝图的作用，劝导世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莱布尼茨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里最好的世界的论断过于绝对，或者可以说是错误的。近代的哲学却过于注重过程和方法，而忽视了哲学家们本应去做的事了，虽然罗素也为发对原子武器振臂高呼。犁做得再精美，也要下地耕田。

二十世纪还有其它的流派，比如世纪初的实用主义。很多人一直认为实用主义的土生土长的美国哲学流派，代表着美国思想的最高境界。我从来都认为是相反的。美国人提起华盛顿、汉密尔顿、富兰克林、杰弗逊等国父时，往往是引用他们的使命感和荣誉感。第一届大陆会议的讨论结果是，英美战争可以避免，但迟早会爆发，因此，与其让子孙后代流血，不如让他们那一代人流血。如果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似乎更应该不列颠合作。林肯也曾发誓“要用我的热血点燃全部的国土，让蓄奴者无立足之地”，结果他为此付出了身家性命。齐大非偶，美国能有今天也不仅仅是因为其地理位置，澳大利亚几乎同样得天独厚，而且资源丰富，没有人口压力，它却没能发展到美国的地步。我认为正是美国国父们流传下来并被后人继承的理想主义、天赋使命和发自内心的荣誉感，推动着美国一步步走上世界之巅。而存在主义则是对这种理想主义的消融，金融衍生品的泛滥是最好的例证。

另一个哲学流派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盛行于战后十年，这似乎和叔本华的遭遇差不多，三十年战争毁了人们对理性主义的乐观，也使得叔本华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黑格尔的胜利。根据我对存在主义片面的、浅显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它同叔本华的反理性悲观一样，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人的思维不太可能和歌舞升平的时代一样，人们开始不自觉地反思战争，带个人物质和身体和心理的影响。这如果五四文学和八十年代伤痕文学地风靡一时有着类似之处，他们属于那段历史，却不属于整个的历史，所以会渐渐消沉下去，虽然还会以各种形式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虽然像马斯洛一样开宗明义地确定自己的实际目的有些急功近利，但我还是鄙陋地认为，当代哲学的任务，在于为这样一个价值观逐渐或者已经沦丧的年代，探索并树立适合这个时代的价值观，逐步引导人们以及整个世界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个更好应该是大尺度的，而不是从个人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