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一）

知道知道，可不可以说是以知之为“有道”，以不知为“无道”呢？

李聃说不可以！他在那本《道德经》中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也。

这段话用现在的流行语言说来是这样的：不给当官的“贤者”以厚禄，使老百姓心里少一点不平衡。不抬高紧缺货物的价格，使老百姓不会去当盗贼。不要让老百姓看见花花绿绿的，能够引起欲望的东西，使老百姓安于现状，不“犯上作乱”。有道的人治世，要使老百姓的头脑简单，但要让他们吃饱；要使老百姓没有远大的志向，但要让他们身体健康。永远地使老百姓没有知识，没有欲望，那么即使是个别有智慧、有才干、有能力的人，也不敢登高一呼，试图有所作为了。这样的话，天下“无不治”也。

这分明是在告诉统治者，千万不能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一旦知“道”，统治秩序就会乱套！

凭良心说，李聃主张满足老百姓的基本生理需求，让老百姓吃饱，使老百姓强壮的思想，比起奴隶制条件下那种超越人的生理极限，尽可能压榨老百姓的做法，确实进步了不少。但这种进步是及其有限的，那种使老百姓“无知无欲”的政治理念就实实在在是“愚民”了。

这也难怪。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靠得就是这个愚民的方法。任何统治者都希望治下太平，社会和谐，“没事就好”，谁也不愿意激起民众来撼动自己的江山社稷。不激起民众的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让民众知“道”。即使壮志如汉武帝般雄伟，胸襟如唐太宗般开阔，才能如乾隆爷般出众，也不会希望臣民们比自己知“道”还多。

可是，使“民不知”仅仅是统治者的一相情愿。中国历史上出了多少智者啊，简直不胜枚举！

智者们总要呐喊，总要传播文化和知识，这就有可能唤起民众，也有可能酿成“大祸”。统治者很矛盾，他们希望有很多忠心的智者辅佐自己，但又很担忧，不是说“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吗？

怎么办呢？

两个办法。一是依靠一种符合统治者愚民需要的，维护统治秩序的知识体系来压倒其他学说，堵住其他知识的通道，必要时依靠国家暴力来实现知识界的“大一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谁“离经叛道”，要么永远被排除在统治阶层外，要么请你尝尝“专政”的厉害！从古到今，几乎所有的文字狱都是这样罗织起来的。

二是用大禹治水的办法“疏”。统治者开一条疏通知识分子情绪的“渠道”――科考。从隋唐以降，历朝历代无不举办科考，从中选拔官吏。被选拔上来的人都是“天子门生”，高官厚禄，光宗耀祖。大家奔功名去了，得到功名后又成为统治者愚民的工具，还有闲暇和胆量来号召百姓造反吗？当然，只要你不撼动统治基础，写写诗歌，搞搞学术也是被允许的，这大约是科考这条“主干渠”上不可缺少的“分枝”吧。

两个办法一用，愚民的目的达到了。民不知，民即使知也不敢言。于是大家沉默，只有“寡人”、“朕”一个人的声音。于是“天下大治”。

沉默是什么？沉默是“箝口”。

老百姓不是没话说，是不敢说，不能说。“地火在岩浆中奔突”，外表是沉默了，可能什么事都没有，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远有陈胜，在公元前209年就发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近有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一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几乎在一夜之间传遍了神州大地。

五四运动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这个运动唤醒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启了亿万民众的民智。到此时，李聃使民“无知无欲”的政治构想才从根本上被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