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主义与“大同思想”

孙中山先生曾说：“将来若能成立新国家，另有新组织，则必不似旧世界之痛苦。预料此次革命成功之后，将我祖宗数千年遗留之宝藏，次第开发，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国家皆有一定之经营，为公众谋幸福。至于此时，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华丽的新中华民国，且将驾乎欧美而上之”。

从孙中山先生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引《礼运》中描述的大同如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缮，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且武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运》中描述的大同世界历来成为后世进步思想家、社会革命家的理论支柱，由其也作为儒家所崇尚的一种理想境界。“天下为公”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老幼孤独都有所养，盗窃不作，外户不闭。孙中山民生主义是以“大同”思想为基础的想想。孙中山先生的许多照片上都会有“天下为公”四个字。这首先要考虑到其必有鸿图大志，其次便是他希望建立的大同世界，其三孙中山的博大胸襟。说到“大同”不得不提起一个人——戊戌变法的首倡者康有为。他曾写过《大同书》，然而，康有为的“大同”与孙中山的“大同”同词异意。

第一，康有为把“大同”的实现说得遥遥无期，不能一蹴而就，而应循序渐进。而孙中山先生则认为“现在世界上有了这个理想，也有了这个事实”。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把2000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说成是“升平世”（小康），实行君主立宪制就可渐渐实现“大同世界”，是引导人们向前看的，但当戊戌变法发生后，康广仁，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戊戌六君子的牺牲，光绪帝的囚禁使他意识到大同世界并不能轻而易举的实现，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由“升平世”倒退到了“乱世”，说什么“合同而化，其在千年乎？其在千年乎？”“方今列国并争，比千数百年后乃渐入大同之域。”故而，他认为“大同”的实现倘在千年之后，而不可用激进或革命的手段而行。

与其相反，孙忠山是中西文化贯通的学者、革命家，故而他认为：“从前是一个人做皇帝，现在四方万人做主，就是四万万人做皇帝，虽然没有见过，但是老早便有这样的理想。譬如孔子说：“天下为公”。当革命的洪流将封建君主专制吞噬淹没后继而建立中华民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新的制度将帝制取而代之之时，将意味着人民生活将向前迈进一步，即向“大同”境界更进一步。

第二，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指如美国、瑞士联邦制的资本主义共和制度，并以典型的资本主义为蓝本。他所说的“去国界”，是废除各国封建君主制度，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的世界，而不是“公产”的社会。而孙中山的“大同”是“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的“大同”。更多的出发点是革命需要，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

那么再来看看中国古代孔子所向往的“大同”，孔子所向往的“大同”不在来世而在前代，儒家都以尧、舜为至治的盛世，并有尧、舜、禹、汤、周文武的道统。春秋战国，“世道衰微”，秦汉以降，日渐衰落，那么历史由盛而转衰，三代前及三代盛世情景可谓是一个不复返了故而“托古”，托古是为了改制，改制又依赖“托古”。孔子处于“乱世”，春秋争霸割据混乱的时代，故而向往着太平盛世。

而孙中山所处的历史时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此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19世纪来20世纪初西方列强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而对内的中国清政府风雨飘摇，人民怨声载道，而腐败的清政府没有把力量用在抵御外国侵略者而是用来镇压人民，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是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寿终正寝。处在动荡的历史年代里，时势造英雄一代国父横空出世，把握时代脉搏，站在历史浪头前，大胆的提倡“大同”，这些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是做不到的。由维新派后退到保皇派的康有为远不及心系四万万中华民国国民的孙中山先生。“适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这是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人民利益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