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ologist与月经

ideology意为“意识形态”，大多数国人对这个词的理解仅限于姓资还是姓社地范畴，显然，这是哲学素养不够的缘故。在Hebermas（哈贝马斯）的《reasonandtherationalizationofsociety》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TheutopiancontentofEnlightenment，thought.towhichtherealitiesofsocietydelievereduptotheuncontrolleddynamicofeconomcalgrowthgavethelie，wascertainlyideological.Butitwasnotnolyillusion（乌托邦的内容已经被现实中的不可控制的以经济增长为动力的社会证明为意识形态，但它不仅仅是幻想）。

在这段很长的话中，ideological指的是乌托邦，一种不可能的意识客体。这与通常国人理解的“意识形态”大相庭径。一位政治思想教师可能会这样教育学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路线问题就是意识形态问题。这就大错特错了。ideology本身是中性（neutrally）的，其先在的符号所指不指向任何社会形态的鼓吹者，之所以出现了这么多“ideology”或“意识形态”问题，是因为，ideology这个词的先在的本真内涵被强奸（rape）了。因为，从词源的角度进行观察，ideology最早出现在西方哲学的文献中，最后才传入中国并被“中国特色化了”。

而ideologist，被很多人直接翻译为“思想家”，这恐怕又是一种中国特色式的误读。吴冠军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把ideologist译为“观念论者”，“观念论者”即为古希腊哲学中的“唯名论者”，在中国，最为著名的ideologist当数“白马非马”的公孙龙，把白马否认为马，认为马就是马，白马就是白马，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在吴冠军的概念体系中，ideologist其实就是"pervert"（变态狂）。把唯名论者看成pervert，吴冠军的推导路径是典型的拉康式的（事实上，吴本人就是研究拉康的专家）。但是这种推演，在词语的褒贬意义上，倒是中西一致的。

比如说，报研究生经费的时候，要经过很多道繁琐的手续。要导师签名，要开正规发票，还有，杂志的钱的名目只能是“版面费”，而“资料费”或者“某某杂志”都是不可以的，虽然，几者压根就是一回事。如果研究生不幸开票的时候疏忽，财务处的人会很认真负责的告诉你：不好意思，你的票上面的名目不对，所以不能给你报。这位财务处的人就是典型的"ideologist"，他（她）认为能指是不可再生的封闭系统，而把能指等同于所指。

当然，如果按照这种进路的话，整个Weber（韦伯）意义上的bureaucracy（官僚机构）就充斥着这种“变态狂”。在现实生活中"pervert"也屡见不鲜，所以，吴冠军写了一本书，书名就为《日常现实的变态核心》。

ideologist总是躲在生成的符号（symbol）之后，以自身选择的符号的单义性并把有选择性的符号的单义性内置（embody）化来使自己崇高化（并非康德意义上的崇高）。如此，通过对符号本身的多义性的阐释以及符号与符号之间意外的“遭遇”，来对ideologist的封闭的微小叙事进行解构（deconstruct），其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把崇高化为滑稽，把庄重解为搞笑。

《笑林广记》记载，两位秀才带着妓女喝酒。期间聊起了大家在看的书。一名秀才说，我现在在看《礼经》，你在看什么书呢？另一名秀才说，我现在在看《诗经》。这个时候妓女突然插话说，我有月经。这是个经典的笑话。在这个场景中，《礼经》也好《诗经》也好都是圣贤书，况且秀才都以治经为业，应该对聊天的内容崇而高之。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妓女插话前整个气氛可能都很庄重或者严肃，但是由于他们在嫖妓的时候谈论这个本身很不好玩的事情（不管孔老夫子怎么说食，色，性也，嫖妓与圣人言的价值取向总有差异的吧），使得不好玩的事情变成了好玩的事情。他们力图建构并以此为基础崇高化的符号（两部经书），由于在特殊的场合遭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符号（月经）的干扰，在一瞬间产生了衍生的亚符号系统，并最终实现了解构。

笑话的最后说，两个秀才笑了起来。而妓女却一脸严肃地说，不要小看了它，因为“帝王将相都出此红门”。我觉得这才是这个笑话的笑点。据说，当人类遭遇刹那间无可奈何之时，便会自然而然地笑了。我想两个秀才的笑多数属于这种下意识的笑，如果妓女也哈哈大笑，那么一个尴尬的时刻可能就马上过去了。然而，妓女却不笑（也许这是一个天真的妓女？），于是，读者就该笑了。妓女用月经或者“红门”第二次对两个秀才的藉以保持崇高化的符号（笑）进行了解构。

谁说中国没有解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