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得其所，让生命高傲起来

公元2008年，在人类历史上注定是一个被永远牢记的年代，这一年似乎毫无疑问的就是一个与“死”字有密切关系的一年：从最早的冰冻雨雪灾害，到5月12号的汶川大地震，“死”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不仅仅大到国家，甚至小到个人，2008年也被“死”字罩上了浓烈的阴影。但是，死因有别，结果自然不能一概而论。

前不久崔真实事件还没有偃旗息鼓的时候，又有新闻报道说重庆《红岩》杂志社总编室主任、知名女作家王英因不堪众人嘲笑，在11月25日下午一点乘家人不注意的情况下，突然从14楼的家中跳下去，当场身亡。

看过这样报道之后只是让人唏嘘慨叹。脑海里蓦地想起司马迁说过的一句话，人总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在为这些知名人物选择这样的道路而忍不住叹息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因为不堪众人舆论就要选择自杀，从此结束自己可能本不该结束的事业，结束自己本是宝贵的生命，这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

不错，人总是要死的，对死者而言，死了死了，死即是了。可是，死亡的方法是可以选择的，死亡的结果却是不能选择的。如果一定要用死来解决问题，那么，就一定要“死得其所”，如此，自己的一辈子才会有人生意义，否则死后也不过是埋葬地下的一具骷髅而已，或者没有价值，死后更是消失匿迹，不值得活着的人有丝毫的眷恋。

在中国文学中，由伤时而写成的诗早已形成一大类别，名曰“伤时诗”。花开花落，春去春来，原是再平常不过的自然现象，却令初唐诗人张若虚、刘希夷发出了穿越千年的感伤：一个因“昨夜闲潭梦落花”而“可怜春半未还家”的羁旅飘零，一个因桃李花“飞来飞去”飘泊不定而“坐见落花长叹息”。

一声声悲叹，向世人倾诉着落拓文人的“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他们追求着生活，但生活始终在他们之外，他们期待着未来，未来永远不属于他们。政治上的依附性使他们只能在尘世飘浮，而文化人身份又让他们不能放弃思考。就象蚌体嵌入砂粒而形成美丽的珍珠一样，他们也将生活的无奈，和上心血，研成朵朵奇葩。不幸的文人，成就了幸运的读者。

屈原是文人参政的早期代表，他既是当时楚国坐头把交椅的文学家，又是楚国政坛叱咤风云的高级官员，深得国家领导人的信任。入则和楚王探讨国家大事，制定政令；出则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外交事物。屈原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达到了文人从政的巅峰。

可是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史书记载：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自古好马少伯乐，屈原此番也是落入了独自行疆的地步了，内心悲愤岂能三言两语说得清？

于是，他怀着内心极大的苦闷，写出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篇反对体制的诗章——《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他追述到帝喾往事，赞扬齐桓伟业，叙述商周德政，以此来批评时政，述说自己的内心的不满和抑郁。最终的结果是屈原被放逐，即使这样，仍没能改变屈原怨天尤人的个性。面对浩浩江水，他大声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于是，不得志的屈原“怀石遂自沉汩罗以死”，身体缚上石头，毫无悬念地沉入了汨罗江底……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

伟大词人辛弃疾曾经高歌：赢得生前身后名！生命的确是脆弱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却可以留下永恒的辉煌，我们为什么宁愿在不堪别人的“嘲笑”就轻易的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给自己的生命写上不朽的篇章呢？不要说生命是自己的，其实生命也是有价值的。可能我们生前不能眼见为实，但是死后却可以流芳千古。如此，屈原之死又怎不是“重于泰山”？

生平以嬉笑怒骂为己任的李敖曾说：“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强者，多不得好死。”在我看来，李敖的这句话说得极其到位。对弱者来说，他们体会得到的是生活的艰辛，生存的不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而对强者来说，体会得到的是事业的辉煌，生命的张扬，“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狂放。可能会死于种种迫害之下，但是为了价值而死，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死，真是何其壮观的行为，又怎么不会彪炳千秋？

海子是大家并不陌生的一位伟大的诗人，对于海子的死，人们大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海子的自杀虽然有轻度精神分裂的因素，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则是日常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环境的闹心。海子自杀后，诗人西川曾说：“你可以鄙视一个皇帝的富有，但不能嘲笑一个诗人的贫穷。”这是对诗人崇高的精神给予的最好评价。诗人朱湘身患重病的最后几年，学校却常年拖欠工资，其困顿和落魄可以想见。于是，当他感到“做诗做得没有意思了”，他心中的诗神没有了，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从文人的本质看，他们多数很有个性，往往刚烈率直有余、坚韧绵亘不足；所以古往今来，自杀的文人时见于文学史。在他们的眼里，人生已到了绝望的边缘。其实，人生于天地间，矛盾、尴尬、迷茫、困顿乃至灾祸和苦难，都是难免的，但这些艰难困顿都应当有个极限。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度，到了无法忍受的临界点，悲剧发生也就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他们的死却是“死得其所”。对此种现象，李国文先生在其著名作品《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有过精辟的论述：“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人有一种奇特的品质，无论其为大名人，还是小名人，无论其为好死者，还是赖死者，应该说百分之九十点九，都以维系数千年的中华文化自任，绝不敢让这一线香火断绝在自己手中。也许每个人的贡献有多少之别，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尽其绵薄，报效祖国母亲。

尤其那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佼佼者，为主义献身，为真理舍命，为民族大义而洒尽热血，为家国存亡而肝脑涂地，以‘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意气，与暴政，与侵略者，与非正义，与人吃人的制度，与一切倒退、堕落、邪恶、愚昧，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者，从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

从崔真实到王英，两人的死因自有相通之处，便是“受不了”，也许，在他们看来，“受不了”的标牌背后站着的首席代表绝对不是凶恶的死神，而是安乐天使。别人可以麻木不仁，可以忍受屈辱，可以苟延残喘，可是这一部分人却是“举世浑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们多数不愿意跟随大众混日子，不愿意随大流、糊弄自己的心灵；起码不能活的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目标、没有信念。

其实说白了，死也就是一瞪眼一伸腿的事情，眨眼间就和这个世界说拜拜，到马克思他老人家面前去报到了。但是正所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对于文人之死，由于其身上肩负的责任和人文本性所致，死有其必然原因。对于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应当正确理智地对待生命、对待自杀。

我们只是普通人，但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精彩。既然已经降生在这个世上，生活在世俗的红尘中，我们就应当积极面对现实，乐观地对待生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也是父母生命的火种和延续，我们有什么理由和资格随意剥夺我们生命存在的权利呢？所以，我们不能浪费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让我们的生命充分绽放自己的春天，畅达的释放生命的辉煌，让春天的景色更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