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惩戒

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为我们立下了一条处世之道，叫做“中庸”。

何谓“中庸”？先贤对它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但通俗的说，就是中间。譬如走路，走在前面的人要披荆斩棘，清除障碍，危险会很多。而走在后面的人会被认为是落伍者，有被淘汰的感觉和被追杀的危机。只有在中间的，不卑不亢，不急不躁，前有开路先锋，后有殿后将军，可安安稳稳的走路。

当然，做这样的比喻，未免太泥实。既以偏概全，又否定了创新和开拓，肯定了依赖和安逸。

其实，我们祖先的本意是，对待万事万物，都要执其中而守其端。走在中间，看清前面，想到后面，做到平衡和和谐。毛泽东主席给了它一个既通俗又准确的定义“看待问题要一分为二。”

可我们做事，往往是走极端，不是左，就是右。看待问题，不是是，就是非。以前是宁左勿右，现在是宁右勿左。

从教育的历史来看，自春秋到民国，一直是一把戒尺治天下。新中国以来，也曾明明暗暗里用着。作为一种手段，老师觉着顺手，家长认为应该。老百姓有一句口头禅：“棍棒底下出孝子。”姑且不说这样的思想是不是正确，单就中国古代的文学、医学和艺术等等的空前而又绝后来说，戒尺的功劳不小。毛泽东和老一辈开国元勋，那一个不是从戒尺中走出来的。

此前曾读过一篇文章，说是国外有一家科研机构发现，人在经受疼痛时记忆最好。于是他们办了一所“打屁股俱乐部”。在快考试时，家长就带孩子去打屁股，边打边让他们记要背诵的学习内容。这不就是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打手掌吗？

进入新时代，教育走上了爱之路。一切从爱出发，不能动学生一个手指头。就连让违反纪律的学生做点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以示惩戒，也被认为是变相体罚而被杜绝。老师只能苦口婆心的劝，以身作则的感，不能采取一点必要的惩戒手段。其实教育的目的没达到，倒给孩子一个错误的信号，犯了错没人能把你怎么样。不但不改，还会变本加厉。

一切从爱出发，只能是一种原则，一个基础，而不能是一种手段，更不能成为唯一的手段。

一切从爱出发体现了人性、人道和人本。但如果作为教育的唯一手段，需要有一个符合教育目标的大环境。试想，如果把一个盛满清水没有封口的坛子放在一个装满染料的大缸里，结果会是怎样？

而且，苦难可以磨砺意志，挫折使人奋进。一味的置孩子于温室之中，不曾经历任何痛苦和历练，那来的坚强意志和丰富的人生感受？瞎子阿炳如果得到够多的爱，还会不会有《二泉映月》？

如果说体罚学生违背人性和教育原则，只能以爱来感化。那么，治国是不是也要一切从爱出发，取消监狱和刑罚，取消一切国家机器呢？

我们能不能让教师有执其中而守其端的权利，既从爱出发教育学生，又予犯错误的学生以必要的惩戒，使他们知道，犯错误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明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走上社会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顺利的接受各种各样做人和做事的规则，而不是等着让别人去爱。

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应该主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