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婴的胆量及其他

晏婴，山东高密人，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是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司马迁将其比为管仲，推崇备至，用“不辱使命，雄辩四方”八个字来形容他的外交活动。晏婴聪明贤能，但个子矮小，是个侏儒，据说身高不足五尺，就是这样一个文弱书生，在楚王面前，却能做到不卑不亢，据理力争，从容而淡定。不仅自己不受辱，他的国家也没有丝毫受辱，他何以有此过人胆量？

以笔者之见，这不是他的聪明贤能，灵牙利齿，能言善辩所决定的，而是因为在他身后有一个全力支持他的国家。他出访是代表国家，而不是他一个人在战斗，所以他的底气才会十足。底气足，胆量自然就大。他奉命出使楚国，面对刁难，让他从狗洞子钻进去，他沉着机制，不露生色，说道：“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话语柔中带钢，让楚国丢尽了脸面。而面对楚王“齐无人耶，使子为使？”的戏弄，他则针锋相对地说：“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更让楚王难堪倍增。楚王不甘心，又生一计。故意让臣缚一人，过王而行。问之，对曰:“齐人也,坐盗。”于是楚王问晏婴：“齐人固善盗乎？”他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从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出宴婴超人的智慧，也可以看出他过人的胆量，而这过人的胆量，主要就来自于他的国家。楚王名义上辱他，其实是想辱齐国，而他据理力争，也都是在为齐国，而不是为自己。假如真是他一个人在战斗，就算他有再出众的口才，天大的本事，量他也不敢轻易地把上面的话说出口。

其次，晏婴过人的胆量，是因为他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传统文化一直都倡导国家荣誉和利益高于一切，时刻要以大局为重，只要是为了国家，随时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包括家庭、生命和尊严，等等。这种思想长久在人头脑中固化，势必会让一些人甘愿为国家利益而不顾一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也是一个时代所谓的正确价值观。只是不管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如何倡导，也不管有多少仁人志士为“国”捐躯，最终哪个朝代也没能万世长久，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个朝代的“寿命”却在大幅度缩水。相反西方一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把公民的私产上升到绝对高度保护，把公民的生命看成高于一切，结果是政权稳定，经济发展迅猛，人民安居乐业。

由此想到当今之百姓，总是有许多人责怪他们不知道维护自己的权利，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是他们靠什么来争？刘少奇，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都不能用《宪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都不能保住自己的生命，更何况普通百姓乎？如果真要争，那定会是彭德怀第二，张志新第二，孙志刚第二，李国福第二，等等。为何西方国家的普通人敢说话，而我们不敢；为何台湾、香港人都敢说话，而我们不敢？其实，不是人们不想说，也不是不会说，不是不想争取，也不是不愿争取，而是缺少敢于说话的胆量。一句话，个人与组织永远都不会有对等的权利。我们可以“哀其不幸”，但不能“怒其不争”，我们不缺少晏婴这样的贤士，但却缺少晏婴那种说话的胆量。不解决人们说话的胆量和后顾之忧问题，一切都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