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成了一只“民主狗”》余论

萌生写《我怎么成了一只“民主狗”》的念头，是在前年春天，当时设想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向往民主》，主要内容是从保障社会正确的发展方向、维护民众权益、防止贪污腐败等方面阐述民主的重要性，当时自感构思已经比较成熟，激情也比较饱满，但一直没敢下笔；后来，思路有了进一步的拓展，要联系自己这十几年的心路历程，从一个普通百姓的角度发表对民主的看法，另一方面也算是对自己前半生人生和社会态度的一个总结，因而更加情绪激昂，甚至word文档都已创建好了，但我仍然没敢着手；再后来，文名改作《我怎么成了一只“民主狗”》，开头也构思好了，就从我2003年骂别人“民主狗”起笔，然而，我再一次抑制了自己激情澎湃的写作冲动！我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跟自己过不去，不是担心写不好，而是害怕依我那爱冲动的禀性，一不小心就会写出“大逆不道”的文章，而不为时人所容，以致白费力气。

然而，进入2008年底，我最终还是没有拗过自己的写作激情，循着自己十七、八年的心路轨迹，踏上了长达二十多天的这一段文字之旅。之所以如此，还缘于我的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慨：“五四”运动的时候，“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成为许多志士仁人矢志不渝的追求，然而将近一百年过去了，民主还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更令人耿耿于怀的是，在我们这块专制主义恶魔肆虐了两千多年的土地上，稀缺的不仅是民主制度，还有民主的意识和空气，民主被当权者视为洪水猛兽，被“愤青”们恶毒咒骂，——在百度中输入“民主狗”三字搜索一下，您就可以看到，这种咒骂充斥整个网络。

因此，我写作此文就有一个有点不自量力的目的，就是以自己从“愤青”到“民主狗”的切身经历，引起有良知有头脑的人们的思索：在民主之花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在民主日益成为普世价值，日益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怎样作出自己的抉择：是为专制张目还是为民主呐喊？

文章写成后，结局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糟，虽然往新浪、天涯、搜狐等知名论坛投稿都因“含敏感词汇”被拒被删，但在凯迪网、猫扑网和我现在参与的各文学网站，都顺利得以发表，且承蒙笑狐、酒儿、褦襶子等编辑先生的抬爱，还被湘滨、好心情、原创力量文学联盟、杨柳青等网站定为“精品”或“推荐”文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姆渡文学网杂文版版主巍峰先生，政治态度相对温和的他很明显并不赞同我的激进态度，在对本文的评论中他还提出了与我不同的观点，并在以后还与我展开了论战。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本文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列为“推荐文章”。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先生，我完全不同意您的意见，但是，我誓死捍卫您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巍峰先生可以说当之无愧地做到了这一点，其坦荡的品格和宽广的胸怀令人钦佩！正是在他和河姆渡杂文版前任版主永远的追求先生的倡导和积极参与下，人气并不是很旺盛的河姆渡文学网的一些读者才会因为本文展开了比较热烈的讨论。

这里择要录下本人在争论中及以后所发的一些议论，一方面作为对《我怎么成了一只“民主狗”》的补充，另一方面也作为备忘。

一、我们普通百姓在此谈论和争论民主是否是无意义无价值的“空谈”？

反方意见：

我们该怎么办？假如我们只知道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而不在自己实际的工作岗位上对推动民主事业哪怕尽丁点的贡献，那么我们还远远不如人家共产党。……如果我们自己不干，嘴上还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对，混蛋的，该骂的倒是我们自己。

我的答复：

首先，自古以来，“说”和“做”是很难分开的，对于某些人或者某些场合，说就是做。比如就民主建设而言，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说，“不在其位，难谋其政”，小弟作为一个穷教书匠，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是没有多少能量去架构什么民主制度的，在下所能做的，就是关注国家的民主建设，根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判断，发表一些关于民主的看法。说是“空谈”当然是“空谈”，说不是“空谈”也绝对不是，我相信，国家的民主建设，就在于我辈普通民众的关注中，呼吁中，探讨中，辩论中，甚至抗争中。鄙人以为，至少对于史上“最牛的县委书记”张志国们、说出“你们算个屁呀”的林嘉祥们、“阜阳白宫”的建造者张治安们来说，没有强大的民意压力，又没有合理体制的制约，仅仅靠这些老爷良心发现，我们民主制度建设是不可能推进的。

其次，民众对国家事务的“空谈”不正是民主的要义？即使是专制社会，也设有言官制度（如明朝“六科给事中”），对于皇帝的圣旨，他们还有权“封还执奏”，公然说不；历朝士大夫的“清议”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抑恶扬善的舆论监督作用。在今天，我们发表一下对民主的看法，即使“空谈”又有何不可？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还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第三，有比较才有鉴别，真理愈辩愈明，我们双方也许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我们都把自己的道理摆在这里，互相启发，同时也启发路过的朋友，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吗？

二、谈论民主、抨击专制是否意味着我们不知足，没有“感恩意识”？

反方意见：

改革开放前，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要低的多，人的权利要少的多，社会不公平，那时候也有腐败，但是几乎很少听到人的抱怨。而现在是中国最繁荣也是最民主的时期，为什么繁荣和民主反而使人们对社会不满？其实，对社会不满和感觉到不公平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而有可能是生活越来越好！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苦难的人民，一旦苦难减轻，他们就对苦难感觉更加不满。……得到的越来越多，而要求越来越高，人也越来越不满。

（以上观点摘自某网友对拙作《想起了老将廉颇和少年列宁》的评论，因其有一定的代表性，故引用于此。）

我的答复：

这种观点最著名的说法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其背后的潜台词是：谁谈论民主，抨击专制腐败，谁就是“贪得无厌”，没有“感恩意识”。

这种观点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若放在历史长河里考察，这种观点所揭示的现象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比较一下中国历史上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年限（由于极端残暴而短命的秦隋除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越来越短命的趋势：夏商周分别统治了中国400、600、800多年，两汉加在一起是426年，唐289年，两宋319年，元162年，明276年，清295年，至于蒋记民国，则只有可怜的22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是统治者“君权神授”、“奉天承运”之类的谎言越来越趋于破产，二是下层民众争取自己生存权的意识日益觉醒，他们对暴政的容忍度越来越低。我们可以预言，只要社会上一日还存在着压迫、剥削和不公正，这种斗争就不会停止。尽管历次反抗都会带来动荡、混乱和破坏，以至1980年代以来“告别革命论”盛行，但谁又能否认历代下层民众反抗残暴统治者斗争的正义性呢？除非怀有偏见，恐怕谁也不会以封建社会的农奴、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以及现当代民众的生存境遇好于他们的前代为借口，就断言他们的反抗“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没有“感恩意识”。

这决不是什么“贪心不足”，更不是什么“忘恩负义”。只有在古代社会，由于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和欺骗宣传，下层民众普遍缺乏现代人所具有的权利意识，他们没有财产、没有自由，甚至生命也不是属于自己的。哪个皇帝若是稍微放松对他们的压榨，他们就感恩戴德地称为“圣君”；哪个官吏若是稍微替他们作主，为他们伸冤，他们就感激涕零地称为“青天大老爷”。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以至积淀成了中国下层民众特有的“圣君意识”和“青天大老爷意识”。因此，他们往往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悲惨的命运和社会不公正的现状，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比大熊猫还要稀有的“圣君”或“青天大老爷”身上。最终，他们中的99.9999％的人会希望落空，因为在独裁专制体制下，99.9999％的当权者是昏君、暴君和贪官污吏。

根据现代社会流行的“社会契约论”，民众和执政者是一种契约关系，民众赋予执政者某些权力，并向他们缴纳税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执政者的公共服务。打个比方，统治者只是公司的雇员，人民群众才是公司的老板。雇员工作做得好，老板就可以续聘它，让它继续干；雇员工作成绩再好，也谈不上对老板有什么恩德，老板不愿意再续聘他，他照样要卷铺盖走人。同样的道理，执政者的职责就是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内维社会治安外抗强敌入侵，职责履行得好，人民就支持它、拥护它，让他连选连任，否则他就只能下台。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不仅执政的资格需要竞争，而且对这种资格还有严格的限制，譬如，美国总统即使政绩再突出，从富兰克林?罗斯福以下，也只能连任两届。

至于说到“恩德”，那只能说人民对执政者有恩，而不是相反，因为是人民养活了执政者，是人民赋予了他们权力。现代社会的某些当权者，还热衷于宣扬他们对民众的所谓“恩德”，还沉醉于歌功颂德的一些谀词，他们是不是需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政治观是否符合现代社会的政治理念呢？

三、我们抨击专制和腐败是否是“一叶障木”，是否是“鸡蛋里挑骨头”？

反方意见之一：

“看事情要看本质和全局，每天盯着细枝末节不会给你带来任何收获”。

我的答复：

本人十分同意兄的哲学方法论：看问题要看本质，要看主流，不能因细枝末节而以偏概全，但问题是，什么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什么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细节？我想，我和兄是有不太一致的看法的，——本文所谈论的民众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这些民生难题是细枝末节吗？官黑勾结、官商勾结、野蛮拆迁、民众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缺乏言论自由，这些都是细枝末节吗？

那么什么才是主流呢？翻多少番的GDP数据吗？增长了多少倍的“平均国民收入”吗？

是的，民众的生活水平是比以前提高了不少，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许多社会问题，比如社会不公和腐败更严重了，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吧。

反方对曰：

“现在社会的主流就是团结，和谐，发展，稳定，活力，安全，前进，繁荣”。

我的再答复：

愚以为，不能只讲和谐、稳定、发展什么的，我们还要问一下这种和谐、稳定、发展是什么样的，对谁有利的？兄等思之，中国历史上那些已经灰飞烟灭的王朝，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北洋，还有蒋记民国，还有倒台的前苏联东欧集团，哪一个不在它们的末世不想“稳定”、“和谐”呢？

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专制、腐败和社会不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稳定与和谐，而片面强调“和谐”、“稳定”只能对权贵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有利，从而误过变革的最佳时机，使专制、腐败和社会不公愈演愈烈。因此，并不是什么样的“和谐、稳定”我们都要，我们要的是建立在民主、清廉、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真正的和谐、稳定，那种人为的虚假的“和谐”、“稳定”，要了又有何用？

反方意见二：

“在锋利的语言之下，……对于现有的政治生态的批判远远多于了对民主本身的追求的关切”，“你始终在发表对现政权的不满”，“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我的答复：

呵呵，各位批评的是，如果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确实够偏颇的。有俗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愚以为未必，如果只给黄莺燕子八哥鹦鹉食物，见了乌鸦、猫头鹰等不讨人喜爱的鸟又轰又打，林子再大，也不会什么鸟都有。愚以为，不管大林子小林子，都应该“什么鸟都有”，而要做到这一点，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不管什么鸟，都要一视同仁，尤其是对于“珍稀”鸟类，你还要用心呵护，精心保护。民主开明的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老百姓当然从心里拥护；而专制者却反其道而行之，致使树林只能听到看到莺歌燕舞，我们当然从内心里鄙夷和反对。

从鸟的角度来说，唱“莺歌”跳“燕舞”像鹦鹉八哥一样“人云亦云”是很容易的，当不讨人喜欢的猫头鹰乌鸦却很难的，——在言论不畅的空气下更是如此。谁不知道歌功颂德既讨人喜欢又不冒风险？谁不知道对当权者批评吃力不讨好，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被封杀？——贾平凹那么有名气的作家，《废都》那么好的作品都被禁了，更何况小弟这样蚂蚁一样的人物？但为何还有那么多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身试禁”呢？依小弟的感觉，不是出风头，而是出于康德所谓的“道德的绝对命令”。小弟行文有一个准则，一切只从心底出发，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这难道不是当局已经喊了几十年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吗？

四、现在中国是否有民主，换句话，“中国特色的民主”这个命题是否成立？

对方观点：

“不容否认的是，中国的民主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相比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今中国的民主水平是最好的”。

“我以为在当下的政治框架里是能够实现民主的。而且，民主建设已经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我们能够在这里自由地探讨民主，其本身就是民主进步的一部分”。

我的答复：

现在中国的体制是否算所谓“中国特色的民主”？这就要回到“什么是民主”这样抽象的问题上来了。我也基本赞同兄等所言的“民主完全可以有多种的实现方式，多种的表现形式”，但民主不只有各国的“个性”，更有民主的“共性”：那就是对权力的制约和对广大民众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

先说对权力的制约。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思鸠曾云：“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刚刚卸任的美国总统布什虽然饱受非议，但其一段话却引起许多人共鸣：“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在防止当权者“滥用权力”“害人”方面，改革开放前当局做得很差劲这已成定论，现在做的如何呢？文中已有记述，这里不再重复。如果让弟给“权力的制约”方面打分，我会毫不犹豫地打个不及格。根本原因，是“议行合一”和“一元化领导”，使各地方各单位的“一把手”成了无法无天的“独裁者”或“土霸王”。有朋友在对本文的评论中说，一党专制下不可能有民主，话虽然有点尖刻，但愚以为还是一针见血的。

再说民众各种权利的保障。表面看起来，我们的生命财产是有保障的，我们在这些发表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也没人追究，够自由的。但我们的社会中就有人被打手架出自己的家去，然后房屋被推土机推倒（这是年前发生在贵阳的事），有人在自己家中被人纵火烧死，有人仅仅因为举报腐败就被判刑（举报程维高的郭光允被判劳教2年，石坚被判10年），甚至被迫害致死（举报阜阳白宫的李国福离奇死亡），还有湖北女服务员高莺莺不明不白的死亡和当地公权部门令人生疑的介入……至于言论自由，那是只有歌颂的自由，而无批评的权利，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长官借口“不争论”、“不折腾”而搞一言堂，封杀不同意见，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仍是屡见不鲜的现象。现在报刊也“监督”了，但专门“监督”外地，对本地只发挥“正面引导”作用也是中国“舆论监督”和“新闻自由”的一道奇景吧。至于结社、游行的权力，那更是仅仅停留在法律文书上了，甚至上访，也要受到种种阻挠和打击……

凡此种种，“中国式的民主”何在？

所谓“多党合作与协商的民主”吗？多方合作与协商表面看起来确实既“民主”又“和谐”，但达到这一点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打个通俗的比方吧，比如我们几个合伙做生意，我们出同样的本金，付出同样的努力，大家地位是平等的，当然需要集思广益，需要发扬民主，如果我是老板，各位都是伙计，我们能真的做到民主吗？

选举？没有普遍的选举，在官僚们看来，他们的乌纱不是人民给的，他们宁愿跑官买官，也不愿意为民众办点实事，即使他们治下怨声载道，他们也不以为意。

人大政协？对普通民众又有多大的代表性？它们除了“橡皮图章”外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司法独立吗？在“一元化领导”下又怎么可能？

凡此种种，既没有健全的民主架构，又不能有效保障民众的权利，谈何民主？谈何“中国特色的民主”？

五、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

反方意见：

“你觉得民主到底是什么，它包括一些什么配套制度？”“又始终没有说清楚你个人有什么比现政权更好的，更有建设性的，十分务实的想法”。

我的答复：

表面看来，弟确实没有明确地表达什么，但仔细研读一下原文，弟所说的民主还是比较清楚的。从现在的公论来看，美国、法国、德国等国是共和制，当然是民主的，日本、英国还保留有天皇或女王，但很少有人说这些国家不民主。至于所谓“中国特色的民主”，小弟相信，即使在中国，也有不少人不以为然。在全世界的国家中，恐怕只有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了，什么都要“中国特色”。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就不用说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与西方类似的民主制度，苏联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义无反顾地实行了这种民主，他们都没有说什么“×国特色”，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共和国尼泊尔，虽然现在是共产党执政，但仍然是“三权分立”、“多党制”、“普选”等那一套架构。现在，全世界除了仅有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中东的沙特等少数阿拉伯国家外，几乎都实行这种民主制度。因此，民主的价值和制度虽然起源于西方，但现在显然已经是世界的，是一种普世价值和制度，将它窄化成“西方民主”，不是无知就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欺骗。

实行这种“民主”，起初也许会带来一时的混乱，但这是社会转型的代价（我们不是也经常强调，我们社会中的不少问题来自于社会转型吗），东欧地区大部分国家早在95年以前就走上了正轨，俄罗斯自1999年普京上台后也渐趋稳定。我们注意到，即使在最混乱的时期，这些国家的民众和政客也没有谁要求恢复“社会主义制度”，普京曾有句发人深省的名言：“谁要是不为苏联的解体感到遗憾，他就没有良心；谁要是希望恢复苏联，他就没有头脑”。难道世人皆醉，就我们国家的某些人独醒，就他们知道什么“民主的真义”？

还是回到上述朋友的质疑上吧。如果在16、17或18世纪，您们向小弟提出这个问题：“您心中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样子？”小弟即使再愚钝，也要皓首穷经地研究出一些民主的理论来奉献于诸兄。可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先贤已有诸多论述在先，又有美英法日德等民主国家的实践在后，哪轮到小弟在这里献丑？呵呵，我看还是免了吧。

六、如何实现民主？

反方意见：

“在如何走中国的民主建设之路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比较认同胡适先生的一个观点：幼稚园政治。就是说，民主政治并不需要什么前提条件，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既然我们现阶段对民主没有什么经验，我们就从幼稚园开始学起，慢慢地我们就会得到很多关于民主的经验和教训，然后实现有效的民主”。

“通过某种突变来实现某种民主注定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想法”，“民主是一个理性主义的产物，不是激进的盲目的结果”。

我的答复：

除了正文中对“民主爬行论”的批判外，罗列如下：

如果全世界都是万恶的独裁国家，只有我们一个国家在搞“社会主义民主”，也没有洛克等先贤的论述和美英等国的民主经验，我们当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即使“爬行”一万年也不为过，问题是民主的价值已举世公认，民主的理论已基本定型，民主的实践也已经在全世界全面开花结果，某些人或势力一句“不照搬”就全盘否定和全面拒绝了。难道“对外开放”仅仅就是高技术的引进和资金的引进，“先进管理经验”的学习，或者出国考察之类？这不是“买珠还椟”的现代版吗？前人已经走出的路，现在许多人还在走，而且还有不少人陆续加入进去，而有些人却非要“披荆斩棘”在悬崖峭壁上“闯出一条新路”来，如果说这些出将入相的人士是智障或脑残，我想没有几个人会同意，那么小弟只能说这些权贵别有居心，缺乏民主的诚意。想想也是，就是猫狗也知道到嘴的肉那是绝不能吐出来，哪怕正坠下悬崖也决不松口，——历代专制独裁者何尝不知“载舟覆舟”的道理，然而他们不都是这样灭亡的吗？如华盛顿那样“功成而弗居”，只当总统不做皇帝的“天下为公”者毕竟属凤毛麟角之类。

因此，“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句话放在二百多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我信，放在今天我就不信，前苏联东欧地区、非洲地区，还有比我们落后许多的尼泊尔，不都在几年内进入了民主社会吗？今天，再举出美国、法国花了多少年建立或完善了民主制度，又有何意义？别人走了几百年的路，我们作为后发国家一定要走上个几百年吗？

常言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小弟不由想起了晚清末年那一段史实。当时外部列强环伺，内部腐败的清廷实行专制独裁，许多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思考富国强兵，拯救国家危亡的良策。统治集团内部的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搞了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在维持清廷专制体制的前提下渡过危机，但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彻底击碎了他们的梦想。也是在这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同时开始了他们的救国之旅，此后的结局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晚清当局假“立宪”的骗局被揭穿后，全国各地反抗风起云涌，最终，孙中山的革命派取得胜利，改良派最终也分崩离析，就连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也不愿再与康有为一起保皇了。

昨天，我看了杨连宁先生发在《凯迪网》上的一个帖子，《拆除引爆革命的雷管》，他引用米瑟斯的话说，民主是内战、革命和暴动的灭火剂（注意，不是某些人极力宣扬的“催化剂”），“它可以保证在不使用暴力的前提下使政府符合被统治者的意愿。”民主宪政“使政府的更迭得以平稳、无摩擦、不用武力以及不流血地加以完成”。从文中的观点来看，他也是持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学者们中广为流行的“告别革命论”，而极力主张渐进的改良的，他还说，“需要分辨的是，上书、请愿是民主不是革命，游行、示威是民主不是革命。‘革命是暴动’，是对拒绝民主的报复，也是对大错特错的纠正”。“米瑟斯警告说：‘暴力反抗是打破少数人压迫大多数人这一局面的最后手段。’……革命是一种无奈：‘他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服从，要么摧毁国家机器。’”至此，不主张革命的杨连宁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是否革命，实际上不是由中下层民众所决定的，——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谁会选择刀枪呢？梁山好汉即使不是全部，大部分也是腐败专制的统治者逼出来的。清廷和蒋家王朝覆亡之时，大批本来主张改良的人士（如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民盟”）也走上革命的道路，不都是明证吗？

就本人来说，当然也希望能“渐进”和“幼稚园”，这毕竟是取得民主的代价最小的路径。但本人之所以又发出质疑，提出“爬行说”，是因为在当局的“治国蓝图”中，我们只看到“发扬民主”、“建设民主政治”之类空洞的口号，没有时间表，没有路线图，即使到本世纪中期“三步走”的终点，我们也看不到什么具体的民主目标！这令人不由生疑，某些官老爷是不是真的把广大民众看成了“幼稚园”的孩子，以一些糖果之类的小恩小惠和一些虚无缥缈的画饼为诱饵，再加上一些“大灰狼专吃不听话的孩子”之类的威吓，对民主则能拖一天就拖一天？

唉，但愿小弟患了“左倾急性病”，以小人之心度这些君子之腹，有时我也尽量让自己这样想，然而更多的时候，我的理性又告诉我，我能认知到的大量事实并不支持我的这个想法，奈何？

以上就是笔者就一些朋友对《我怎么成了一只“民主狗”》一文提出的异议的答复，至于这些朋友的观点，感兴趣的读者可登陆“河姆渡文学网”，参看《我怎么成了一只“民主狗”》后面的评论，以免因本文可能存在的“以偏概全”、“断章取义”而影响到您的独立判断。当然，也欢迎您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的观点可以有所不同，但我们追求民主的心愿是相同的，愿我们成为民主路上真诚的朋友。

最后，再一次感谢参与此次争论的各位朋友，不管是支持还反对我的意见的！同时，对在凯迪网、湘滨文学网和好心情文学网上发表评论的诸多朋友也致以深深的谢意！

2009，2，10（元宵节）于郑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