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生”想到的

在中西语境中，“出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像是这个词的意思，中西文化的差异从这里开始。

在中国，我们将我的“起点”叫做“我出生了”，而在西方，叫做“Iamborn”，直译成中文是“我被出生了”。

上帝说，人生而有罪，在世间走一遭是为了赎罪。我的生命的起点不在我自己手里。我不能决定我的美丑、我的智商的高低、我的生长环境，包括父母、家境和所受的教育。我是被父母的一次偶然结合播种，在千万个可能代替我的“人”之间“角逐”，最后，被一双永远不可能再遇到的手拉进这个世界。我的出生充满了偶然，可是正是这样的偶然才最不可改变。在西方的哲学思维中，人生的意义就是在这样的偶然和必然中荒谬而合理着。既然一切是既定的，又不是自己选择的，而人或者总得有个精神支柱，所以，就需要有一个神来给人依靠，所以，上帝是西方人精神中最不可动摇的。对上帝的信仰支撑了西方人精神的全部。所以，尼采会那么惶恐地喊出“上帝死了”。

在中国，我们将出生看做主观的，而且将它看得很美好。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似乎人的出生总是自愿的，而在一开始，一切总是美好的，只是渐渐受环境熏陶而改变。既然是主观的选择，而且一切在刚开始总是善，那么对生命的责任提出要求，便顺理成章。所以，在中国的哲学中更多的强调现世的责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沉沉的包袱，沉甸甸的让人无暇思考终极问题。

所以，西方的思维纵使理性，纵使科学，却有一个上帝是不可动摇的。而在中国，则大不相同。

中国是无神的。在中国，虽然有神话，有九天有菩萨有所谓的信教，却不是信仰。神是一个交易的对象而不是精神支柱。我们说信菩萨，那是因为他们救苦救难。

但是这不代表中国是无信仰的。我们对伦理的依从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媲美的。

西方的现代主义，是“上帝死了”，他们用理性和科学把唯一的精神支柱推倒。

而中国的现代主义，是“人死了”，被欺压怕了的人，开始用西方的科学追逐现世的能力，却没有真正学会自由和理性，更不知道“逃避自由”。伦理关系被利益关系代替的时代，精神是可怕的东西。

利益本身不可怕，利益关系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利益关系前的那点良知和所谓道德的东西。

很难说西方的哲学更好还是中国的思想更优。在不同的思维习惯中，另一个民族的思想体系是无法拯救这个民族的精神恐慌。

只有西方人对上帝的建构（后现代主义）和中国对伦理道德的复归（反思传统），或许可以拯救一个个呼救的灵魂。

无论自己选择还是被动承载，人总归是要出生的。

活着是一个合理的存在，从形而上的思考，只能看到它的荒谬。生活的真正意义因人而异，是在对生存状态的承载和追求上实现的。

生活的意义，在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