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解析

二、佛教的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解析

“四谛”是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主要内容，属于佛教最基本的教义，它奠定了佛教一切教义的根本。“四谛”包括苦谛（世俗人生价值的基本判断）、集谛（人生痛苦根源的分析）、灭谛（灭除痛苦的人生最高理想境界）、道谛（达到理想境界的方法和途径）。四谛顺序排列，本身就构成一个基本体系，我们不妨依次点判。

释迦牟尼关于人生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人生的本质是苦，这是他出家之前就已经有所感悟的结论。在那次野外云游的过程中，释迦牟尼看见的都是世间的苦难，因而感悟到了生命的无常。所谓无常，就是没有可以把握的恒常，它反映的正是当时普遍理性程度较低的状态，因为没有对客观规律性的深刻认识，人们无法把握自身行为的结果，因此陷入痛苦的挣扎与无奈，这在当时显然就是一种直观状态。在这个直观之后，释迦牟尼把痛苦的一面极端起来，认为世俗一切都是变迁不居的，没有常驻不变的本性，众生为无常患累所逼迫，不能自我主宰，因而造成心理上的压抑和痛苦。

生命是一个本能运动的过程，本能造就了生命动物层次的知性，又因为知性造成了感觉里的快乐和痛苦。快乐和痛苦的感觉意识，本来是对立存在的一体两面，但是释迦牟尼只看到了其中痛苦的一面，并最终把它极端成人生的本质，这是一个根本片面性错误。不过在人类当时的理性状态下，这样的结论不足为怪，人们当时理性基础上的生存状态，自然更多地表现为痛苦。释迦牟尼的“苦”，泛指众生生命和精神的逼迫性，这本身显然已经就是当时的理性直观，尽管结论基于片面的基础。

在释迦牟尼的苦谛结论中，对生命各种痛苦现象分析得十分详细，从二苦、三苦、四苦、五苦、八苦，直到一百一十种苦，真正达到了无量诸苦！我感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二苦和八苦，二苦以自身内外为分界，其实是混沌了造成痛苦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必然性造成的痛苦，再一个就是心理困惑下的自找苦吃，前者属于客观环境的面对，而后者则是纯粹的理性缺乏，在不可把握的同步性之外，其实两者的根本，都在于理性自身的困惑。不过释迦牟尼如果当时有了这样的认识，也就不会再得出人生是苦的判断了。

八苦的说明只是更为具体化，在生、老、病、死之外，又增加了“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和“五取蕴苦”。在环境客观之外，其中求不得苦，显然是因为理性缺乏的奢望，造成的心理痛苦。“五取蕴苦”，包含了佛教的本体性结论，佛教认为，人的身心由色、受、想、行、识五蕴构成，其中色蕴包括所谓的“四大”等一切有质碍的东西，其它四蕴则属于意识方面，显然在理性本体上，属于自在灵物两性分离的状态。这在混沌哲学诞生之前，属于一切前在哲学根本上的错误，佛教自然不会例外。不过释迦牟尼已经意识到了二者合和，可惜合和之后，却否定了它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反而认为合和只是暂时的，人们妄执“我”为独立性的存在，为“我”而贪爱执取，由此才产生了“五取蕴苦”，这也就从根本上走到了理性的反面。

佛教八苦的说法最为常见，其它说法只是分析上的详略分别。我们仅仅从这八苦，就已经可以看出佛教人生是苦的理性片面，在信仰完满的需求下，这样的基础，必然会诞生宗教妄解。释迦牟尼因此把人生是苦，进行了时间和空间的扩大化和绝对化，于是人生就成了三世皆苦，这显然是当时印度严酷自然生存环境，以及不合理社会状况的写照，当然也决定于当时人类理性缺乏的根本。苦谛是四谛的基础，也是整个佛教人生观的理论基石，我们以此判定，佛教是理性悲观主义的根本。

有了苦谛的基础，其它三谛分析起来就简单多了，状态直观之后，就必然需要原因的说明，于是便有了“集谛”一说。集是集合之意，是说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因为各种条件集合而成的，那么也就存在前因后果的联系。佛教在这里以自然因果为基础，加之“三世”说，轻而易举地就得出了人生命运都是由自己造因、自己受果的结论。前世之因造现世之果，现世之因再造未来之果，如此达到一种无限延续。

至于自然因果律的二律背反，用宗教的形式很容易解决，只要一种超脱因果关系之外的神化，于是无限就变成了有限，因为神化本身已经是无限。佛教集谛的主要结论，是人生迷妄的思想和行为活动，就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集谛最终的展开，就是后面的十二因缘和业报轮回。

苦集二谛，说明了人生痛苦的本质及其原因，是对世俗人生生死流转的因果说明，如果分析只到这里，那么除了一种悲观的结论外，也就没有了任何现实意义，释迦牟尼当然不能到此为止。痛苦原因的说明，是为了实现对它的超脱，这是佛教必须继续思考的问题，那么能不能从所谓生死轮回的“流转”中解脱出来，达到对人生痛苦的超越呢？释迦牟尼以宗教特有的形式，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这就是所谓的“灭谛”。这里的“灭”，是指人生痛苦的消灭和解脱，也就是对世俗人生，及其生活环境的否定和超越。

在当时理性可能的基础上，佛教的这个结论，虽然属于宗教形式的妄解，但是却轻而易举地达成了一种信仰的完满。不过它宣扬灭除对世俗生活的贪爱和执著，以此灭尽人生的一切痛苦，从而达到超脱生死轮回的人生最高理想境界，属于一种宗教形式的极端，客观上起到了对现实人生消极逃避的作用，实质上是对生命本身的否定。释迦牟尼的人生最高理想境界，借用了婆罗门教“涅槃”的概念，也就是要彻底断除贪欲和烦恼，便要灭除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超脱于生死轮回之外，达到一切寂灭、圆满寂静，这样虽然灭除了痛苦，也实际上直接否定了人生。

超脱了生死轮回，生命本身也就不存在了，没有了生命又哪里会有痛苦，但是没有了痛苦，又哪里去找到快乐呢？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不是没有去想，只是没有想明白，于是就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宗教形式，那就是得道成佛。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是佛教的观点，由此构成了自身的矛盾。既然一切寂灭，那么生死轮回的主体又是什么呢？这个理论根本的矛盾，后来构成了佛教各教派在观点上无法统一的分歧和对立。

灭谛的提出，自然引出问题的深入，那就是关于灭除人生痛苦，达到涅槃境界的途径和方法，这就是“道谛”，道指道路、途径。释迦牟尼在这个问题上，主张一种中道学说，它既反对耆那教的严格苦行，又否定了偶然论和顺世说的纵欲，同时也反对婆罗门教对天神的信奉、祭祀与祈祷，而是允执于不苦不乐的中间状态。这种中道学说，不仅是对纵欲和苦行两个极端的折衷，它更是一种目的性的过程方式，体现了佛教混沌的状态直观，只是因为宗教的形式，当时的理性可能，这种直观不可能达到理性的深刻。

佛教的四谛，是我们对佛教理性分析的重点，因为它构成了佛教一切结论的基础，是佛教的根本教义。从染净迷悟的角度，苦、集二谛属于迷、染的一面，苦是迷的结果，集是迷的原因，它们属于状态的直观。显然这种直观的结论本身，已经达到了极端状态；灭、道二谛，是对理想人生灭除痛苦的过程和结果说明，属于悟、净的一面，灭是悟的结果，道是悟的方法、途径和条件。佛教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使生活在迷染痛苦中的人们，由染转净、由迷转悟、去恶从善而获得解脱。

从佛教的四谛中，我们明确了它理性悲观的根本，也从形式上确定了它的宗教性质，在古代印度当时理性的发展阶段，因为其客观的宗教环境，这是一种必然结果。作为佛教理论基石的四谛，是我们进行理性评判的重点，在四谛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八正道”，以及十二因缘学说，更多的属于纯粹宗教的性质，我们这里只做简要分析。

“八正道”是道谛的具体化，其内容就是八种灭除痛苦，证得涅槃的正确方法，包括正见（佛教见解）、正思（远离贪执）、正语、正业（正当行为）、正命（正当职业）、正治（修炼方法）、正念（集中精神）、正定（禅定）。八正道具体详实，体现了早期佛教的理性追求状态，这在当时印度浓郁的宗教环境下，已经显得非常难能可贵。

“十二因缘”学说，是四谛中集谛的深化说明，释迦牟尼认为“诸法由缘而起”，他把人生及其苦难，视为一个环环相扣的因果锁链，包括十二个具体环节：无明（对人生实相的蒙昧无知）、行（迷妄的意识活动）、识（心识投生，形成个人精神统一体身心的结合）、名色（精神、肉体）、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触（接触外界）、受（苦乐感受）、爱（欲望）、取（追求执取）、有（行为造作）、生（来世再生）、老死（有生必死）。十二环节互为条件，故称为“缘”，合称“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包含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前后相续无始无终，其实就是自然因果律基础上的生命妄解。

在“十二因缘”中，释迦牟尼认为“无明”最为重要、关键，无明就是无知，它是生死轮回和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我们去除其中的宗教性质，可知释迦牟尼对理性本身，已经达到了非常重视的程度。业报轮回虽然基于执信的形式，但是它起到了对现实人生命运的自主感招作用，佛教的业报思想，显然因此加入了生命的主动。既然自己做业自己受果，生命本身就可能实现一种自我提升，它鼓励人们去恶从善，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尽管它一方面起到了麻痹人们反抗意识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稳定社会，调节人们心理状态的积极作用，这是一种社会环境的直观，因此成为佛教发展的基础条件。

释迦牟尼强调的无明，究竟是怎样的呢？佛教的无明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生无常的盲目无知，二是对人生无我的盲目无知。人生无常、无我，我们前面已经做了解释，但那是基于我们自身的理性分析，佛教自身的无常、无我，因为宗教的形式，已经达到了对现实生命的直接否定。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之佛教最终的幻想境界，早期的佛教徒，也许包括释迦牟尼本人，便把它们发展到了“三法印”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