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我奉献

在中国，有两个职业，人们有着特殊的要求，一个是被成为“白衣天使”的医生，自古有“医者父母心”之说，从医者都号称“悬壶济世”。还有一个是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肩负的责任很重，“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需要的境界很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言以蔽之，曰“无私奉献”。这几个字，在领导的讲话和政治学习材料里是常常能够看到的。

要求有了，这两个群体能做到“无私奉献”吗？依我看，很难。《论语》里说，圣人的标准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无私奉献者还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仁者的标准是“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说，仁者的标准是自己立身修德，也要让别人立身修德。自己通达事理也要让别人通达事理。推己及人而已，跟要求完全舍弃自我的“无私奉献”还有相当的距离。看来，“无私奉献”是介于儒家所定义的“圣人”和“仁者”之间的一个标准。孔子门人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他对弟子的评价是“回也，其心三月不为仁，其余则日月至焉。”也不过有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达到了“仁”的标准而已，至少孔圣人没有提到他任何一个弟子做到了“无私奉献”。

相反，孔子对“无私奉献”精神是颇有微词的。他的一个弟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家里很有钱（在古代，贝字就代表钱），且很善于经营，连孔子也感叹“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也不受命，亿（臆）则屡中。”当时鲁国有一条法律，凡是有人看到鲁国的人在外国当奴隶，把他赎回并带回鲁国的，可以到国库报销赎金，因为这条法律，有很多漂流在外的鲁国人得以还家。子贡也做了这样的好事，因为他常常到各国去做买卖，举手之劳而已，可是他把人带回来之后，却不去国库领赎金，因为他有钱啊“亿则屡中”总是能很准确的预测市场行情，所以做买卖挣了很多钱，那些赎金对于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鲁国人都赞美他，说他是个有仁德，有爱心，无私奉献的人，可是他却被他的老师孔子骂了一顿，说他为了一己之名，破坏了一条好的法律。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子贡之后，再有赎回奴隶到国库领赎金的人，就会被人们指指点点，甚至嗤之以鼻：你这么一点小钱也看在眼里，这么一点儿贡献也不为国家做，跟人家子贡比，你的境界真是差远了。说这话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国门，永远都没有机会做一件这样的好事，却对做好事的人横加指责。这样惠而不费的事情，自然应和者众。俗话说“舌头底下压死人”赎回奴隶的人一想，我舟车劳顿的把人带回来，本来也不图什么，可是因为子贡做了一个不收钱的榜样，自己要么赔钱，要么被指责，费力不讨好，何必呢？于是转而和众人一起赞美子贡，可是从国外为鲁国赎回奴隶的人越来越少了。

子贡的名声确乎是好的，《论语》里也有记载：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

虽然子贡也有情真意切的自谦之词，但也足以见得在鲁国他的确是声名鹊起的，甚至有人说比他的老师孔子做的还好，这恐怕也不是浪得虚名，他必然做了不少扶危济困的事，甚至可能是后世仗义疏财的鼻祖，但是否对国家是得小益，损大益，就不得而知了。

这件事足以说明，如果教化的标准设的过高，人人望而生畏，最后只能沦落为空洞的口号了。我们所倡导的“无私奉献”，大概也难逃这样的命运。

其实真正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人并不是没有，往大里说，前有周总理，现有温总理，还有焦裕禄等人，都是最好的榜样，他们真正做到了“无私奉献”，往身边说，义务教孩子们诵读“四书五经”的仲舒学堂，从创始人到历任的各位老师，一直都在付出，没有得到过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他们也都在“无私奉献”。为什么这些人能做到呢？孔子已经做了最好的注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凡是真正做到无私奉献的人，无论多苦多累，都是乐在其中的。像周总理，少有大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穷其一生都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人民呕心沥血，死而后已。他应该是快乐的。像仲舒学堂的各位老师，最初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让自己的孩子诵读经典，增加文化底蕴，二是教学相长，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可真正参与了之后，才会发现，每当看到孩子们天使般的面孔，听到他们用稚气的声音诵读着在世人眼里高深莫测的经典之作时，心中就会被快乐和满足充盈着，偶尔想懈怠时，就会想起孩子们渴盼的眼神，想起家长们感激的目光，所有的一切身外之事就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了。

其实，“无私奉献”的观念来源于道家，《道德经》里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我想，这才是“无私奉献”的正解。

“无私奉献”应该是“甘于奉献”，是“竹篱茅舍自甘心”的甘心情愿；“无私奉献”还应该是“乐于奉献”是“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