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道德褒贬

道德约定俗成，没有社会强制，只能靠社会舆论引导，或褒或贬，没有强制却也环境如境关乎生存。对于道德约束，世人有两种应对，一是盲目顺从，一是简单逆反，一般人允执其中不致极端，但失之理性往往忽左忽右。

盲目顺从者自由被束缚，虽可能因此获环境褒奖，却难以抵偿自身困苦，可能终于都会慨叹：我究竟在为谁活？为谁活都可能，却肯定不是为自己。简单逆反一样困惑，逆反招致环境打击，自由也将难以实现。

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利用，那要因势利导，不能直接违反，否则不但得不到自由，反而会面对更残酷必然。利用必然先要认识必然，这前提就是理性，理性是认识对必然性的符合，失之理性怎么做都会面对悲哀。

理性应对是最好选择，怎么做对就应该怎么做，道理本身一点都不难，难的是怎样判断对错。理性本身判断起来已经很难，更难的是还不能陷入理性极端，判断需要纯粹理性基础上现实理性，那是理性更高层次，终于以结果来把握手段。

世事一团混沌，远不是1＋1＝2那么简单，现实表现为社会平均理性，现实理性却是对它的利用，那需要在纯粹理性基础之上，对社会平均理性实现再超越，这否定了盲从也否定了简单逆反，要求在之中还必须具体理性标识。

不过数字也是基础，认识可以循序渐进。现实平均理性，大概只在数字层次。哲学基础于科学，发展自然滞后，但因此也给理性先进者带来机遇。我说过：“一般人顺应潮流，聪明人引导潮流、只有傻子才会简单逆反潮流。”引导潮流就是发现和把握机遇，正因为社会平均理性程度不高，现实才充满机遇。

现实道德基于社会平均理性，因此而来的褒贬也就值得商榷，我们不能简单顺从，也不能直接逆反，要分析其中理性，再以现实理性应对，如此就可能创造机遇，获得超越自身的更大实现。

分析现实道德褒贬，大概有两种趋向，一是份内虚褒不贬，二是超范围褒贬。前者比如官员在灾害面前不顾自家，身为一方官员，平日养尊处优，灾害面前理应公事为重，这原本就是职责所在，如同吃粮当兵就要打仗，如同警察危险时刻就要冲锋在前，这都是他们份内的事，做了有什么可额外褒奖的呢？倒是不如此就应该受罚，难道他们平日作威作福，遇到事却可以往后退缩吗！

做了份内之事就可以获得褒奖，只能说明许多人份内事都不做，那得不到褒奖还应该受惩，现实却往往是虚褒不贬，这说到底是制度问题。如果职责明确，完成份内事只需要给予相应待遇，完不成就要受惩罚，一切有制度管着，也就不需要道德褒贬。当然，如此待遇也该相应提高，当事者也用不着客套，按劳取酬理所当然。

其次还有超范围褒贬，市民抓贼上瘾百姓盲目行善，不分份内份外地做好事，一般现实地也会获得褒奖，但这样做究竟是否理性呢？抓贼是警察的事，灾难救助是政府职责，普通人刻意那样去做，反而可能使责任者逃避责任，助长失职和掩盖制度缺陷，不是偶然突发急难必须救急，那就显然失之理性。

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慢慢地人们却习以为常，没有人去追根究底，不那样甚至反为社会道德所不容。比如一般社会救助，好像参加才是本份，不参加也就等同于不道德，这客观地阻碍了社会进步，现实效果也难以保障。须知个人力量杯水车薪，救助不当，那还可能使被救助者产生依赖、该作为者逃避责任……

这么说并不一概否定个人参与救助，但俗话说救急不救穷，环境如镜反照自身，急难之事谁赶上都应该伸手，只是这个范围不该无限扩大。道理不复杂，许多人却心存困惑，一是因为感性同情心，二是受道德褒贬误导。道德为什么要误导？这基于社会人格化本能，不管如此是否理性，它现实地对秩序有好处，那社会又怎么能不褒奖呢！但这种褒奖其实已经是利用。

可见现实道德褒贬，许多地方并不理性，份内之事虚褒不贬，那应该做制度规定；超范围褒贬尤其缺乏理性，这是社会平均理性使然，现实地却又必须面对。许多时候面对现实道德褒贬不必较真儿，但基于自身理性，起码要明白怎么回事。

人能做好份内之事就好，管它褒贬不褒贬呢，该怎么做就要怎么做，做好份内之事理所应当，不那样早晚都要受惩。至于份外之事，做不做看自身理性，失之理性又不在感觉不必勉强，只是基于现实环境，有时候也不得不应付。

许多人在这里存在误区，根本原因是自身理性缺乏，人在社会如在水中，不能溺水也不该随波逐流，那终于都会面对失败。有人被社会褒贬所累，永远活不出自己，也有人简单蔑视褒贬，结果却败得更惨……

对于自身比较理性的人，外在褒贬并不重要，生命价值在于自身主动实现，别人怎么说不必太在意。不必太在意不是不在意，当外在褒贬影响到现实生存时，那也必须在意，这里没有什么道理不道理，存在了就必须面对，不过基于理性，这种在意可能已经达成对环境的利用。

理性的人不需要外在褒贬，不为别人的褒扬活着，也不为别人的贬低气馁，在之中地以自身理性把握，那才可能获得自身最大可能的实现，道德改革家都不是道德者。许多人习惯地趋褒避贬，究其根本是弱势心理。为什么非要别人肯定、害怕别人否定呢？根本就是自身缺乏理性判断。

道德褒贬基于社会平均理性，出现偏差在所难免，但它现实地维护着社会秩序，也不能简单否定。比如做了份内之事就得到褒奖，那是因为现实很多人份内之事都不做，惩罚措施又不完善，不如此状况岂不更糟？份外之事做了总是奉献，有人这样做，现实地可以弥补社会功能缺陷和不尽职行为，那对现实总是好事。

现实社会体制诸多缺陷，客观地需要道德较多地参与，通过褒贬来维护社会秩序和保证作用实现，这使道德褒贬范畴呈扩大化。这本身虽不理性，但是现实需要，完成份内之事就获褒奖，总是客观地鼓励人尽职尽责；对做份外事者进行奖励，虽然纵容失职，也可以缓解因体制缺陷带来的现实问题。

怎样改变这种状况呢？显然需要道德法制化，法制其实就是这样来的，把某些道德规范制度化，从一般约束变成强制，那道德规范也就升格成了法律制度，这是不断发展又不断修正过程。道德范畴不断法制化，推动社会体制不断完善，这就是社会进步。道德褒贬范畴现实地呈扩大化，那不是社会发展结果，只能说明社会发展还不够完善，发展方向应该是道德范畴不断压缩，取而代之以法律规范。

不过法律之外道德范畴也永远存在，不能简单地把道德法制化。这里原因有两个：一是道德范畴太大难以全部立法，二是道德本身尚需要不断理性。法律从道德上升而来，那要必须和相对成熟为条件，非必须范围不必立法，非理性道德也难以立法，比如一般救助，可能进行立法吗？这既不必要又缺乏理性依据。

当然，立法第一要件是需要，法制也未必理性，但随着社会文明进步，法制完善总是不断趋于理性，因此道德范畴符合理性方面，才能逐渐被纳入法制领域，比如急难救助，现代法律就规定了见死不救罪。

随着社会文明发展和法制不断完善，许多道德范畴将会纳入法制领域，一旦道德褒贬被纳入法制，那就必须严格遵守了，不管其本身是否理性，否则就会遭受强制惩罚。不过道德范畴很大，它永远不可能全部法制化，那面对道德褒贬，总需要自身理性应对，那就需要自身理性高于社会平均理性。

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复杂，许多时候应对看似有理，结果却难以理喻，那根本还是缺乏现实理性，或者直接失之理性，或者陷入了理性极端。有些道理本身没错，错在没有面对现实，现实属社会平均理性，以更高理性应对可以达成利用，但过高或过低地应对都会失败。过低者直接失之理性，面对失败无话可说，过高者不识时务。失败说起来可惜，但究其根本也是咎由自取。

如此说来面对道德褒贬不如随大流儿。没错！一般人都是这么做的，这样做起码不会招致重大失败，因为一般不会极端，这适合于理性较低和接近平均水平者。理性层次高于平均水平才有资格选择逆反，那也需要现实理性，通过逆反而致引导，不致失败反而可以从中获得机遇。谁有这种资格？只能最后看结果。

道德褒贬范畴包罗万象，当然无法一一列举，有关人性方面牵涉更多，对比理性可以说明人性，违背人性自然违反理性，比较典型的就是婚姻。这方面这里不想过多论述，只说明一点：婚姻本质是社会契约，其作用是维护社会秩序，一旦缔结就开始偏离爱情，这种契约未来可能规定期限，婚姻却永远有存在必要性。

面对现实道德褒贬，或者顺从或者逆反，一般都不要极端，弄不明白其中理性，那就不如随大流儿。不必被其左右行极端之事，也不要轻易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我们要为自己活着，但不能触犯法律，还要提防舌头杀人，顺从或者逆反，最好以理处之，这最终要看自身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