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郑筱萸囚陈良宇读朱元璋《御批》

网友发来一篇博客《杀杀杀……》，读了以后，想起明太祖朱元璋的《御批》。“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宪章，而刑责不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忠者寡，身家诛戮者多。——《明朝小史卷二》”历史上，明朝开国皇帝杀贪官是杀出名了的。《明史》记载：凡七品县官贪银１０两者，剥皮塞草，悬之县衙门前示众。就是亲戚舅子老表……朱元璋也毫不手软。他在位时，杀的贪官不少，史载以１０万计，可是贪官如灯蛾扑火，前仆后继，毫不惧怕，所以朱元璋也只有哀叹：“善能忠者寡，身家诛戮者多。”朱元璋的这段御批据今已６００多年了，朝代也轮换了不少，从明朝到清朝再到民国，直至现在而今眼目下，贪官何其多也。明武宗年间的太监刘谨被２００１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为世界千年最富的中国人之一，其时离朱元璋死去不过１００年。还有一位世界大贪是清朝的和坤，离满人入关、建立清王朝也不到１００年。榜上有名的还有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他成为世界首富之一，中华民国也刚刚才建国30年。近年来，胡长清、成克杰、郑筱萸……我们也杀了不少大贪官，但贪官似乎没有惧怕，他们仍然是前仆后继，贪婪不已。

小老百姓把希望寄托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但官场上却信奉“鱼过千层网，网网有漏鱼”。从目前官场上、社会上，各行各业中，普遍存在的贪腐、奢侈之风中，我们可以看出贪腐已不仅仅是在官场上盛行，而是由官场向社会浸润、转移，由党内向党外发展……就象身体上的癌症向身体各部位转移一样，其后果是相当可怕的。从目前一党独大、基层党、政、事、企不分的体制来看，老百姓希望对贪官惩处“疏而不漏”，但漏网的却是太多太多。因为当官的知道，贪腐付出的成本太小太小，他们怕什么呢，无非不过“党内警告”、“行政记过”而已。在绝对权利的庇护下，在关系网的扶持中，再严重的问题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杀杀杀……》一文中才感叹如郑筱萸一类贪官杀得太少了，认为杀得多了就能制止贪腐，但是从朱元璋的御批看起来，杀杀杀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似乎成了历史定律。记得抗日战争时期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到延安访问，在与毛泽东谈到这个问题时，黄炎培说：朝代更替，“其兴也勃焉、其亡也速焉，”如何能走出中国历史的循环论呢？当时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共产党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法宝，那就是民主。只要实行民主制度，中国就将走向繁荣富强。但新中国成立还不到１０年，毛泽东先从党外、后从党内、先从知识份子手中、后从老百姓手中，通过名目繁多、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逐步逐步收回了“民主”这个法宝。失去民主的中国，直到毛泽东把国引入“文革”的深渊，却任何人也无法改变、无法阻挡，直到他去见了马克思，濒於崩溃的中国才算有了一线转机。这个问题，西方人始终无法理解，但我却认为，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中国有一句成语：“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何为其然？水土异也。”中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土壤，在这片土地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无一不浸透了封建社会的毒素、遗传了封建社会的基因，想要彻底根除，还不是多杀几个贪官、多定立几个制度能解决得了的。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管是昏君奸臣也好、明主贤相也罢，一句话：都是人治。运气好的中国人，遇到“盛世”，便额手称庆；99％的中国人运气不好，只好自认倒霉，哀叹“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大家都说要有个好的制度，这样才能结束人治，走向法治，这是不错的。但好的制度是在协商中、在争论中、在斗争中，以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政治派别相互争取、相互妥协的结果。在现今，这种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派别还没有出现，然而可帕的是，党内一些“打着三个代表反对三个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已经出现，并有不断壮大之势。他们开始口蜜腹剑、悄悄地挖中央的墙角，使得中央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巨变”，现在回过头来看，推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是民主派、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西方敌对势力，而是共产党内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攫取了巨额的财富，但是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的国家宪法、国家制度是不容许他们据为己有，并传之后代的。只有打垮共产党，彻底推翻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攫取的财富才能得到法律保障。

历史已经演出了这场社会主义蜕变的活剧，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总结教训。邓小平在谈到“苏东巨变”的教训时强调：“要真正认真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总结这次巨变的教训。”记得早在１９８６年１１月，他在接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就一再指出，“我们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他还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邓小平２０年前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被一而再、再二三地搁置下来。２０年前没有理出头绪，２０年后怎么样了呢？２０年前党政没有分开，党委不仅设立工交政治部、农村工作部、党委常委内还设立工交工作领导小组、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来管理。２０年前，邓小平感叹“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２０年后的现在就做到了吗？

邓小平离开我们己经１１年了，经济虽然在不断地发展中，但问题也在迅速地累积着。三农问题的困局、医疗教育费的暴涨、房地产价格的泡沫、社会贫富的悬殊、环境的恶化、风气的败坏，再加之贪腐成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在金融海啸引发的经济哀退中，以前在经济高速发在时期所掩盖的矛盾，很有可能在明年或后年集中暴发。中央在提出“和谐社会”的背后，我们触摸到了党员党心涣散、群众信任危机、社会良知缺失的深层次矛盾。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无庸讳言，成功的少之又少，失败的太多太多。究其失败的原因，就是缺少人民群众的参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会成功？就是有广大人民群众全身心的、充满热情地投入。邓小平盼望了２０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句话，就是还政于民，就是用权力换取民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共党员，要千百倍地警惕那些“打着小平理论反对小平指示”的人，因为他们是一小撮“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我们坚信：邓小平盼望了２０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到来！

我们还坚信：一个以普世价值为终极目标的民主的中国一定会出现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