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阉割了我们的创造力

近年来，“大学是所养鸡场”这句话风靡于世，而且舆论似乎一边倒。从清华大学美藉华人教授陈丹青因招收不到中意的研究生，愤而辞职。由此舆论再度发酵，议论到中国的“中小学也是养鸡场”……不知人们见过现代化养鸡场没有？养在笼里的鸡们，脖子卡在铁条间，刚好容身的铁笼，使鸡们既不能卧，也不能转身，更不能打闹嬉戏。配合饲料、水，用传送带送到鸡们嘴边，它们只管啄食、喝水，然后，是蛋鸡的只管下蛋，是肉鸡的只管长肉……最后的归宿，不用说，当然是屠宰场了。

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是培养出来的人，多是注释、考订、编篡类的学究们。他们马列主义背得溜熟，一遇到解决中国实际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便束手无策、王顾左右而言他了。理工类的人才，也大多是仿造、仿制，真正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充其量万分之一、二、三。前任国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2005年10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大讲堂》节目中坦承：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3％。在2002年度中，对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比较，日本为１：５；韩国为１：８；而中国仅为１：０．０８！记得在２００６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在自然科学一等奖两届空缺后，２００６年又继续空缺，而把一等奖颁发给了两位工程应用科学家，一位是气象学家、９３岁的叶笃正，一位是肝胆移植专家、７８岁的吴孟超。截止目前，中国获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人，平均为７８岁，但是，至今世界上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平均年龄仅为３８岁。这真是中国的悲哀！

中国人的创造力哪里去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哪里去了？回溯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除了

“四大发明”之外，在近现代史上，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的，又有几件？据组织部门统计，据说，截止2006年，全国大学本科以上的“知识份子”达到6000万！这个数字几乎是法国人口的总和。但高层次人才十分缺乏，能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科学家几乎一个也没有了。

“大学是所养鸡场”这句话，之所以群起应合，是因为这句话刻画得传神，也剖析得深刻。鸡们当然没有责任，但养鸡人、鸡场管理者却有推卸不了的责任。与“大学是所养鸡场”同时流行的还有一句话：“大学衙门化”。衙门官员把培养人才当成机械化养鸡，哪里会出得了人才？鸡们那怕有一点点出格的言论、有一丝丝思想的火花，也被压抑和窒息了。即使还存有一丝一毫的创造力，出得学校，进入社会，也会被庞大的官僚体制碾压得粉碎。最近，海归著名学者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一时间，“学者从政”成了舆论的焦点，有人认为：学者从政，改变了行政管理的观念和模式。乍一看，好象这些“海归“”博士“”硕士”成了改革官场积蔽的斗士。不过，我倒认为，到底是官场改变他们？还是他们改变官场？还是一个未知数。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人的创造力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康乾盛世"而大兴“文字狱”……已经被封建专制集权彻底摧毁了，这是导致中国人缺乏创造力、缺乏创新精神、缺乏创新思维的总根子。什么是创新？创新既是思想的创造，也是思想创造的结果。一般来说，创新有三种类型：思想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而其中“思想创新”是最广义的一种创新，它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科学创新”是最为普通群众熟悉的一种创新，它其实是思想创新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扩展，“技术创新”属务实型创新，其深层次的背景是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对于三种创新类型而言，思想创新是基础性的，科学创新是方法论的，而技术创新则是工艺性的，三者属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范畴。这里，我们花费几句笔墨来介定这些概念，就是让大家明白清末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为什么要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由了，也就明白1957年被戴上“右派份子”的56万知识份子中，社会科学领域的右派为什么大多于工程技术领域的原由了。

我们知道，专制集权制度其集中表现为“家长制”、“一言堂”，在短短100年不到的时间里，不管是清末玩的“立宪”的把戏，还是民国“共和”的口号，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在几千年专制制度深厚的土壤中，孕育着中国民主化的宿命，它的不合理性必然要压抑和扼杀社会的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在专制集权制度下思想只能是一致的，科学只能成为集权思想的奴婢，否则，就没有思想和科学存在的余地，而且，集权体制也为消灭思想异己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保证。同时，官僚等级制度的财富分配原则也不利于创新。这种等级制的财富分配原则依据是权力和级别。级别越高权力越大，相应分配到的社会财富越多。这种等级制最终造成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愈来愈大，其结果是：对于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极少数人，虽然有创新的实力，但他们却没有创新的动力；同时，这些人更害怕别人创新，对于大多数生存在最低生活线上的人，虽然有创新的需求，但是，却没有创新的能力。还有一条，由于在专制集权体制下，不能有效地形成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从而技术创新的收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也导致了创新能力的弱化，创新精神的衰退。还有最后一点，在官僚体制下，由于权力的收益最大，导致人们将各种资源的大部份投入到权力的角逐中，而不是投入到思想创新、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上。

我们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人的创新精神被专制集权、官僚体制阉割了。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创新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稀缺要素，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千年中国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对创新精神恣意摧残和压抑扼杀的历史。创新的缺乏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发展动力不足。从长期来看，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高、发展速度就快；凡是压抑摧残创新能力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发展速度就慢。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特别提倡创新精神，认为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具有活力、具有生命力的表现。我个人认为，五中全会提倡的“自主创新”，不能仅仅局限于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层面上，而更为重要、更为急迫的是“思想创新”。因为只有思想创新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在思想创新的前提下，要狠抓政制体制的创新，要彻底根除官僚集权体制对创新精神的压制和摧残。今年6.25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四个坚定不移”，其中第一条就是：“解放思想要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我想，“解放思想”的目的就是要释放中国人的创造力，宏扬中国人的创造精神。这是历史赋于这一代决策者的使命，也是历史给予我们民族的一次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