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城市边缘

我寄居在一个城市的边缘。此时，公交车正哼着歌儿行驶在我下班的路上，载着许多它并不认识的人，包括我，还有我的放学的儿子。

路边，那些挖掘机的高声尖叫唤醒了我似乎已经蛰伏的记忆，行走在城市的边缘，见到这些用汗水去印证太阳光的威力的农民工，我想到了父亲。

父亲曾经是这座城市某一角落的农民工。那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土地中刨食了大半辈子的父亲搭上了外出务工的班车，来到这座海滨城市，用汗水浇灌钢筋水泥的庄稼，也用那点微薄的工资，浇灌个头和食量都在疯长的我。

大概是中秋过后的一天，因为工头给每人发了十个月饼，父亲就搭便车回家了一次。他平时一般不回家，为的是省下那一笔不菲的路费，然后在年关放假时连人带钱一起交给母亲。这次回家只是因为发下的月饼太多，而这东西又保存不住，只好跑一趟了。“便车不好搭。”老实巴交的父亲这样对母亲说着，笑了笑。

月饼是什么馅的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是其中的营养却至今滋润着我的每一寸骨骼和肌肤，成为我的思想中最朴素而又最坚固的部分。

我长高了，父亲老了。

老了的父亲只能回到那片属于他的土地上，把种子撒进土里，把希望播进土里，把汗水滴进土里，最终把血肉埋进土里，像我的爷爷一样，用这样毫无悬念的方式演绎生命的轮回。只不过他的目光里多了一份对儿子和孙子的瞩望。

此时，在这座父亲当年奔走过的城市的边缘，公交车仍哼着歌儿行驶，许多它并不认识的人被吞吞吐吐。车上坐着我，还有我的儿子。

路边的农民工正在辛勤地工作，我似乎看到他们的汗水禁不住阳光的重压，正纷纷逃出，无可奈何地滴落在他们正在浇注的混凝土上。在这个城市的街头，用骨骼和肌肉本身的力量去换取金钱的人已经不多了，他们的工作方式是最原始的，但他们的身上一定有最珍贵的东西存在。对此，我始终深信不疑。

我总是把自己看作他们的同行，因为我们都在把自己出租给别人，换来钱或物，都在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着属于自己的理想，尽管这理想浅薄得如同一块月饼或者一顿饭食，但我们毕竟为此而奋斗着，就这，已经足够了。

公交车停在终点站，儿子的小手牵着我，轻轻松松的样子。身后，车上的歌声传来，是一个男歌手的声音，仿佛觅食的荒原野狼，悲壮而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