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垄断权与弱势群体话语权回归

网友文章中提到主配角与社会地位高低的问题，问题提到了点子上，但似乎提得过于温柔。我们就其实质来说，这个问题是某些当权者垄断话语权，弱势群体失去话语权的问题。垄断话浯权的，说白说黑、说长说短、甚至指鹿为马，任他由着性子来；但弱势群体想保护自已的合法权益，申诉无路，上告无门，就连作为社会良心的新闻媒体，也大多失语.....最近有份统计资料，从2003年到2006年，赴京上访的案件从3万多件急增到7万多件，其中大多是房屋拆迁、土地买卖中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试想，如果老百姓有话语权，新闻媒体不集体失语，中国的好老百姓何苦要冲破当局防堵，冒着回来被收留拘禁的危险，千辛万苦上京告状？

说到话语权，网友们似乎认为是一个机关、一个部门说了算，至少也是十几个人，几个人做了决定才能算事。其实在大多数场合、大多数时间、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是一个人拍板。而且主要决策者一经拍板，就没有任何人出来表示不同意见。即使有不同的看法，除了私底下与几个知心者叽叽咕咕外，在会议上、在文件里、在讲话中，都是大力支持，坚决拥护，而且还总结出经验大一、二、三.......措施小1、2、3.......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氛围：似乎各级各部门、各单位，都紧密团结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周围，为完成某个目标而奋斗。而且，更为可怕的是：上一级的党政主要领导，常常把"我们只认某某"作为口头禅，当着所有干部，在大会小会上讲、在视察调研中讲......说得好听一点，是首长负责制，说得尖锐一点，是严重地助长了"家长制"、"一言堂"。话语的垄断权就是这样逐渐逐渐向少数人、向个别人、再向一个人集中的。

我国农村人口有9亿，加上下岗职工、城市贫困人口几千万，我国弱势群体接近10亿。他们仅仅拥有很少量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他们大多是商业服务员工、产业工人、农村农民、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毫无疑问，9亿农民是一支非常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无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还是在文化教育、新闻出版、行政司法等方面都很少有话语权。对话语权而言，他们缺乏机会和手段，缺乏条件和能力，只能被动地、无条件地接近大众传媒，他们几乎无法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也无法发出自已的声音。并且，随着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以农民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也逐步被边缘化，他们的话语权，－－－－，客观地说，正在被压缩，甚至被剥夺。

无庸置疑，以农民为代表的弱势群体话语权的表达，缺乏体制上的保证。名义上除政府外，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能为弱势群体说话、争取自身权益的诉诸对象。首先，在农村、在打工厂区、在住宿社区，语言不通、实情不能上达，简直成了一个普遍现象。老百姓说"谎话重复100遍，便象是真理."现在是真话无处说，假、大、空的话到处都是。各级领导一听到增产增收便高兴得很，一汇报减产减收、群众生活困难便唬着脸。原来还要批评几句，现在更妙了，－－－－既不批评，更不会表扬。他采取"空对空"的办法，好象跟着上级来的人都成了聋子。一个下乡锻炼的"优大生"，不到一年，便锋芒尽敛、理想尽失。他告诉我："最大的悲哀不是批评和责难，而是你任何动作都得不到回应，你就象掉进了一个巨大的黑洞，那黑洞的引力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比拟的。"

现在，农村也好、社区也好、工厂也好，也有不少为老百姓服务的"协会学会"、"七站八所"。但是这些组织不但规模太小、结构松散，而且都是从政府管理部门分化出来的。记得我前年在采访德阳市z县农村专业协会、学会的时候，全县号称多达209个组织，平均每个乡镇有4个。但采访一深入下去，我才发现：协会学会的领导大都是乡镇党委政府的副职担任，真正的专业户、专业大户除了在开会评比、迎来送往中捐款筹钱外，没有任何决定权。原来中央事业单位的改革，把乡镇的"七站八所"由管理职能转变为服务职能，最终落了空，现在通过农村专业"协会学会"，很自然地又复归于政府管理的职能部门。中央、省、市、县下拨的各种专项资金，仍然不能由"协会学会"说了算，还是要乡党委书记、乡长说了算。这种"协会学会"根本没有充分代表农民去争得应有的、属于农民自身利益的、公共决策参与权和话语权。另外，因为财政分灶吃钣，镇乡事业单位自负盈亏的体制，镇乡"七站八所"和由他们擅权的"协会学会"，有不少是侵害农民利益而获取利润的。所以，以农民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正是由于他们缺少自已有组织、有力量、掷地有声的"代言人"，才造成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缺乏发言权，在分配和再分配中缺乏主体性。

第三，我们再来谈谈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在近些年来的市场化运作中，逐渐丧失了本身己经"很微弱的社会批判功能"，在市场经济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比较而言对农民、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比较少。从目前媒体版面、时段优劣、播发时效来看，无论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媒体，绝大多数都是面向城市居民、面向小康之家的。媒介内容的城市化、都市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最近有一个统计数据：以对农村受众最大的电视媒介而言，开办对农节目的电视台只有总数的1％！媒体集体失语，看起来是受了市场经济的诱惑，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许多有抱负、有良心的编辑记者，就象我采访过的那位"优大生"，在巨大的"黑洞"面前，除了随波逐流，你还有其它什么办法？年青时读王蒙的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当时我就想，半个世纪过去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毕竞和旧时代有所不同罢，然而……

最后，我们再谈谈网络的特殊性和促使“改革”的可能性。实际上，由于我国传播体制的落后和约束，公共话语平台的建立在实际传媒中进展得十分缓慢，多元话语的表达，至多表现在微观社会层面的种种街谈巷议，而言及主流问题、体制问题则显得畏首畏尾，不敢越雷池半步，倒是象网络这样一种受传统体制压制的、较为“弱势”的新媒体，近年来则大红大紫起来，当仁不让的充当了公共话语平台，表达了较为顺畅的弱势群体的声音，使企图向中央隐瞒下情的各级各部门尝到了网络新媒体的利害。从南丹矿难、孙志刚案、到哈尔滨宝马车撞人案、沈阳黑社会大哥刘涌案，直至去年初重庆“最牛钉子户”、去年六月的“山西黑窑工”、去年底的陕西周老虎案……直至最近山西黑窑主给假记者的"封口费"等等，都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或头条。促使案件得到比较园满的解决。网络媒体，网络论坛，网络博客有便捷、快速、廉价的特点，降低了公众参与政治的经济成本，消除了城市、国家，地区之的有形边界使得各地方的人们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发表意见，形成强大的舆论，以促使事情朝具有普世价值的方向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