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中间人”角色之我见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阶层急剧变化，新旧贵族进入了重新的分化和组合，诸侯争霸，大鱼吞小鱼，狼烟四起，不断地吞并土地和人口，人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苦不堪言。紧张的兼并战争使各个诸侯国的工作中心完全转移到军事上，各个诸侯王无暇顾及到文化领域。他们热情吸收人才也只是为了服务兼并战争。这样，无疑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代表各个利益的流派纷纷起来充当本阶层的代言人，到处游说，阐发自己的主张。一个百家争鸣的文化活跃局面就这样产生了。

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他们的出发点从根本上说都一样，都是为了医治当时那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只不过药方不同而已。法家，纵横家选择了统治者的立场，强调暴力的统治；老庄、杨朱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墨家倾向平民政治，直接挑战王权……从根本上说，这些学说从本质上都具有一种自我结构的性质——在消解了现实政治与价值系统理性的同时也消解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它们不能代表士人阶层的利益，因为他们会导致这个阶层的解体。而儒学具有明确的自我规范，自我认同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儒家还将士人阶级看成一个整体。它继承了上古王官之学这个曾经是理想社会的治国之术，深得统治者的认同；同时，儒家体现了一种独立的人格和价值体系，深受士人的推崇和向往，这是一种双向的身份认同。但是，得到统治者和士人身份认定的儒学，是不是就可以取得了文化话语权了呢？

不一定。一种学说如果只得到统治者的认定而没有得到被统治者的承认，失去了双向的认同，失去了平衡，这种学说又能持续多久？连维持都成为一种困难，谈何容易取得文化话语权？儒学是怎样取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双向身份认定，最终确定文化话语权的呢？原来，是通过“中间人”角色取得。

上面提到，儒学具有明确的自我规范，自我认同意识，把士人阶级看成一个整体，有着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不从属了两大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的任何一个阶级。在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没有依附，能够生存吗？

统治者行使政治权利，一般都不是直接进行统治，而是用一种代表本阶级价值和利益的方式和手段进行间接统治。儒学，是一种社会规范，通过自我神圣化，给混乱无序的世界制定法则，从而成为一种潜在的凝聚力，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在民众的思维中打下了深深地烙印，规范着人们的言行和社会秩序。人们在这种文化中按部就班，谁违反了规则，破坏了社会秩序就会受到整个社会力量的惩罚。这样就迎合了统治者统治的需要，他只要控制了儒家士人这个阶层，就可以控制了整个社会。从儒家士人的角度上讲，由于这个阶级本身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力，他们急切需要统治者的庇护和认可，部分分享统治权以便更好地实现本阶级的价值，所以，他和统治阶级有着部分共同的对话地带，这为这个阶层和统治阶级进行沟通提供了可能。

统治者运用政权进行统治，总会无偿地剥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这样下去，只会加剧两个阶级的矛盾，矛盾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社会的急剧动荡甚至改朝换代。这个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两个阶级迫切需要沟通，需要协调彼此的利益。由于儒家士人本阶层的性质决定，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两个阶层共同的代言人，充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间人”角色。在这种条件下，儒家士人充当了两个阶级之间讨价还价的“中间人”角色，说服在根本利益上对立的阶级各自牺牲部分利益来换取双方的和平共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克己复礼”……这些言论鲜明地体现了儒家士人“中间人”角色的内涵。

因此，儒家士人是通过“中间人”角色取得文化话语权，并且能够独立生存在根本利益相互对立的两大阶级之间的一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