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的人性突围

在社会动荡不安、政治斗争残酷的魏晋时期，魏晋文人“身似浮萍无处依，命如残烛吹可灭”，时刻在政治的漩涡中随波逐流，身不由己。阮籍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深谙时局，极力想走出社会的牢笼，远离险恶的政治斗争，但是，他原始的生命力受到时代的遥控，身为魏晋的文人，决定了他一生都不能跟政治摆脱关系，无论怎样的努力，都只是从起点出发，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尽管后来他得到司马氏政权的庇护，得享天年，但“终身履薄冰”，生命的本能又受到了压抑，自身应有的才能还是不能散发光彩。终其一生，文学和政治理想还是沉睡在寂寞之中。他蔑视礼教、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就是这种内在的生命力受到极度压抑时的人性突围，也是灵魂深处的生命意念对社会的反思和背叛。但是，在不正常的社会环境里，个体生命无论怎样的挣扎，怎样的有意识无意识的抵抗，都走不出社会对人的挤压和“洗刷”。在那个高压社会的“改造”下，一个有着顽强生命力和人世激情，对前途和命运充满决心和勇气的战士形象，渐渐从反抗走向妥协，最后逃避社会，以超强的个人主义重新构造自己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阮籍这种绝望的反抗，从某种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更加说明那个时代对人性残酷的挤压以及当时文人暗淡的宿命感和绝望的出世情怀。

一、一个从儒家神殿走出来的儒学叛徒。

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的儿子，从小受到家父的引导和启发，深深受到古典文学和儒家思想的滋润。他一生留下《咏怀》八十二首；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他是“正史之音”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贤”之一。但是，他并不像当时许多人那样，循着儒家的轨迹前进，而是不断远离儒家学说，甚至背道而驰，最后和儒家分道扬镳。他蔑视礼教，崇尚自由，主张回归自然，回归生命本体，回归人性。他的一言一行，时时和礼教格格不入。母死戴孝期间，竟然和别人争下围棋，人家叫停，不但不停，还留下人家决一雌雄。斐楷前往吊之，阮籍问：“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酒醉卧邻家美妇之床，凭吊不识之女，对天长啸：“礼岂为我设邪”；驱车出游，不识路悲声痛哭而还……

他和“竹林七贤”中其他六位人物——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以及其他正史名士们创立玄学，寓情于闲聊论辩之中，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不问政治，洁身自爱，崇尚庄子的精神自由，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对社会现象保持着富有理性的清醒态度，破除拘执、迷信。这是一种在高压政治环境下的自保态度，同时也是对蕴藏在这种制度之下的儒家学说的强烈反抗和背叛。后来，他虽然对司马政权妥协了，但终生采取不合作态度。可见，他是封建礼教的典型叛徒。

二、满怀抱负却又无力和命运抗衡的个体生命的生存悲剧。

古往今来的文人，都有着浓厚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阮籍也不例外。但生不逢时，他看透了政治斗争的险恶与残酷，偏向了“穷则独善其身”，一生与司马政权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明哲保身，谨慎避祸。这是一种自觉的求生之道，也是潜在的理想追求无意识的突围。当年文帝曾为武帝求婚于阮籍，但阮籍却假装醉酒卧病六十天闭门谢客，最后这门婚事不得不作罢。可见，这样的妥协本身也是一种绝妙的斗争。

曾经，他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是何等的抱负和胸襟？这是何等的出世激情？“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但是，这种抱负在现实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在“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的政治环境中，自己的生命都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谈何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在“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的官场中，不寻找靠山，寻找庇护，谈何容易生存？生存都受到威胁的人，哪来发展？没有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愿望成为一团泡沫。明帝曹叡亡后，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由于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劝进文”有功，得到司马政权的保护，但他还是时时刻刻感受到生存的威胁——“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

那不是英雄的时代，而是小人的乐园！从阮籍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正史文人焦虑的生存状态和对个体生命绝望的怀疑：个体生命只能是孤海中的浮萍，个人的力量又怎能控制自己的方向？

三、放浪形骸却又倍感孤独的人性压抑。

官场失意，苏东坡、李白、孟浩然等寓情于山水之中，自我构造另一种境界来和现实对抗，缓和自己的各种冲击和波荡；情场失落，曹子健挥笔而就《洛神赋》，寄思念和仰慕于自己的幻觉来平衡自己。由此可见，人们在自身生命力受到压抑的时候，总是要寻找另一种形式的释放来平衡自己，这也是生存的需要。阮籍也不例外！当他的政治理想被现实击碎的时候，他把旺盛的生命力寄托于山水，寄托于自己的文学追求，寄托于朋友间的情谊，试图以此来慰藉自己孤独的心灵。然而，走出政局的困扰（严格意义上他是走不出的，上面已经提到他和司马政权的关系。），并不能由此而排除生命的困扰，人性的压抑。在他的诗中，经常流露出对生命的焦虑和内心的孤独苦闷，不被世人理解。“我心伊何？其芳若兰。”空有一身高洁的情操和崇高的理想，可是没有知遇之人，壮志难酬；“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这是何等的孤独和寂寞？这种寂寞已经超然物外，不再只是肉体的寂寞了，而是上升到精神的孤寂，这种寂寞感，岂能是朋友间的闲聊所能能排遣；“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岁月不饶人，功业未成发如雪，那种深深的生命焦虑感可想而知；“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孤鸟离禽都有自己的家，可是，他的家呢？他的抱负呢？他的理想呢？他以放荡不羁的性格对抗社会，试图用自己对生活的不协调来达到灵魂深处的和谐，时刻在为生命寻找新的突破口，时刻准备着突围，但总是逃不出无处不在的命运之网的束缚和追捕。

建安文学基调昂然，积极进取的处世态度，充满了对建立不朽功业的渴望和自信；同时渲染着一种消极的情绪，那就是对个体生命能否实现其应有价值的怀疑，曹植和他父亲阮瑀的诗常有流露。阮籍却继承了建安文学中对个体生命的怀疑，宣泄着生命被压抑、人性被挤压的苦闷。

阮籍的生存悲剧，决定于社会悲剧。外在的压力太大，远远超过人本身的承受能力时，自身的创造力就会受到压抑，久而久之，人的灵光就会被磨平。阮籍是一个时代缩影，也是一个人性观照，透过他放荡不羁的潇洒，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生命深处的那种生存危机以及浓厚的生存焦虑，更深层次地思索生命本体和济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