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解“合理的道德”

李宗吾的《心理与力学》讲了这么一个道理：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然后是父母子女配偶，然后是兄弟姐妹，然后是邻居同事，然后是本省人，然后是本国人，然后是外国人，然后是动物，然后是植物，最后是其它物。“由此推之，走到异乡，就爱邻人；走到外国，就爱本国人，其间有一定的规律。他（现在用“它”）的规律，是距我越近，爱情（指广义上的爱）越笃，爱情与距离成反比。”——我命名为“关情层次论”。我认为这是个人心的基本规律。

我的单位与另一个单位合并了。我去新的办公室办一个什么手续，填一张表。填好后，人家笑着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你怎么还填××站？是不想与我们合并？”其实我是下意识的；但在我的潜意识里对这两个原先的单位还是有区别的。这是符合“关情层次论”的。

所谓“爱”，是这么一种情感：如果“爱”一个对象，那么就要“不爱”同类的其它对象。“博爱”未必高尚。比如爱妻，就是不爱别人的妻；如果连别人的妻也爱，那就不是爱了，是性或者其它别的情感了。比如爱国，就是不爱别的国家；往外国移民是不是爱别的国家？不是；这只是功利，不是爱。爱具有专一性。

所谓“爱”，还是这么一种情感：如果“爱”一个对象，在这个对象与其它对象相斗争时，那么就要“恨”其它对象。比如爱人，在人被狗咬时，就要恨狗。比如爱祖国，在祖国被别的国家侵略时，就要恨别的国家。地震时，是地与人在进行生死斗争，地也是物，具体地说，是地震与人在进行生死斗争，所以是爱人而恨物，恨地震；地震不必恨别的国家，所以地震与爱国没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爱因斗成恨。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斗争，如果这个世界充满爱而没有恨，听起来多么高尚，实际是多么的不可能！

虽然地震与爱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生拉硬扯上关系不也很好吗？未必。即使是应然的、出于良好愿望的道理，也应当有心理学依据，也应当有说服力，否则高尚就要流于“假大空”。

如果不合“关情层次论”，就有矫情高尚之嫌。一些“煽情”的电影电视除了场面还有音乐，更容易博得同情的眼泪。但这些面对的是虚构的场景，所持的是旁观者的欣赏的立场，所以与“关情层次论”无关。有的人从电视里看到灾祸救助之类的节目就会落泪；政治骚乱事件中的暴力场面，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电视播出，都会让人怵目惊心。这些面对的虽然是实际的场景，但除了符合“关情层次论”，更与拍摄者或相关者的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密切相关。

上学的时候老师经常这样讲：多关心关心同学，多关心关心集体，要团结友爱。这是毫无号召力的“高尚”的空话，因为人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要想打动人心，就要符合人心的内在规律。应该改成：要真正地关心自己，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就要准时参加早操；要真正地关心自己，就要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就要在确保自己的利益与尊严的前提下，与他人友好相处。

虽然有所谓“大义灭亲”，有舍己为人的人，有好多国外移民的现象，战争时期还有汉奸，但都不能推翻“关情层次论”的正确性。虽然有舍己为人与“大义灭亲”这样高尚的人，虽然有投敌汉奸这样卑鄙的人，虽然国外移民这样功利的现象，但这些必竟都是极少数，极少数的表现怎么能当做普遍规律呢？“人最关心的是自己”，这是不容否认的；这一点至关重要，“高尚”的思想不承认这一点。至于“自己”及“父母子女配偶”后面的各种人的排列顺序，实际生活中以及人类历史上都很可能稍有不同，但大致不会错。

“关情层次论”是一个人心理上对外在人与物的不同情感距离，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是一个人心理上对内在需要的不同需求程度。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认为人有5种基本需要，依次构成需要的层次。这5种需要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认为，一般来说，在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高层次需要才会出现，但也有例外情况，同时，任何一种需要都不会由于高层次需要的产生而结束，只是对行为的影响力有所降低。各层次需要是相互依赖、彼此共存的。这五种基本需要在人的心理发展的不同阶段占有不同的地位。

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哪种需要会成为理想或目标呢？显然不是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但这两种需要又必须首先满足。这一点至关重要，“高尚”的思想不承认这一点。“高尚”的思想主张“默默奉献”，也就是即使没有满足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也要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

古代所谓的“君子不食嗟来之食”，是为了满足尊敬的需要而放弃了生理的需要，这是高尚的，是不合“需要层次论”的，请问几人能做到？以前的“下海”是个很奇怪的社会现象。“下海”以前的人大都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敬的需要都得到满足了的，“下海”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但却有可能失去前几项需要中的部分或全部。这不是高尚，这是社会思潮的“冒险主义”，只能流行于一时。

领导要求于职工的“讲话”与“训话”往往是泾渭分明的。“讲话”常常是这样的：“同志们，我们要无愧于时代的要求，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奉献我们的青春，奉献我们的一生；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训话”常常是这样的：“有什么规定就执行什么规定；咱们到这儿来都是养家活口来了。谁让你没本事呢？你有本事还受这罪？你看人家歌星，唱一支歌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家有那嗓子，你没有，你就得给人家规规矩矩地干这。要不你也象人家×××停薪留职做生意去，还用在这又挨骂又扣钱的？你要明白，你之所以能在这儿干，并不是这儿离了你不行，而是因为你先占了这个位置；既然你占了这个位置，你就给人家好好地干，占着茅坑不好好拉屎算怎么回事？……”前者是高尚的，但不合理——既不讲个人的需要，也不讲父母子女配偶和兄弟姐妹，只强调单位与国家的利益——所以没有什么激励性；后者虽然是合理——强调个人的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相比较于自我实现需要的重要性——，但却是不尊敬人的，似乎在训斥奴隶。这样的领导，其内心，前者是虚伪，后者是不公平。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

我主张道德应当是合理的，而非高尚的；合理是合乎理性，合乎什么样的理性？就是李宗吾的“关情层次论”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社会思想有一个根本出发点的问题。如果这个根本出发点正确了，就容易达到社会理想。怎么样才算正确？符合实际。实际还有许多假象；如何从假象中概括出本质来？从普遍性的大多数出发，而不是从我们内心的理想出发——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这样说似乎真理挺简单，其实有时候真理就是挺简单。“关情层次论”与“需要层次论”就挺简单。

范仲淹之所以能说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先关心国家即本国人后关心自己），是因为他没有温饱问题，即已经满足了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而有“去国怀乡”的问题（即还没有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的情怀是在合理之中而接近高尚的。美国一些大富豪将大部分的财产捐出来成立各种基金会，而不是留给子孙，似乎是先关心他人后关心自己及子女，也是以生活（包括子女的生活）没有温饱问题做基础的，而且马斯洛所说的五种需要他们都满足了。这样的道德行为也是在合理之中而接近高尚的。这两种高尚似乎都稍稍超越了两个“层次论”，特别象是超越了“关情层次论”。但马斯洛就指出，有些人为了某种理想或价值，将牺牲一切，有些人“还能不惜个人巨大的牺牲而坚持真理”。这说明他承认有极少数的“超越”现象；似乎李宗吾忽略了极少数的人在极少数的时候也有超越“关情层次论”的现象。

这说明：只有解决了生命生存与温饱的问题，也即先满足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两个“层次论”。这样的道德思想才是合理的、真实的，而“高尚”是不顾生存与温饱的。那些“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不但是不顾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而追求自我实现需要的人，而且还是不顾自己及父母子女配偶兄弟姐妹而顾他人的人；这样的人与大义灭亲、舍己为人的人一样，都是极少数的高尚的人，这是对两个“层次论”的完全超越。

一个社会或国家，仅有法律而不讲道德是不行的，“以德治国”的意义正在于此；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德”来治国，来要求于公众。所谓“公众”、“大众”，也即一般人，要求他们的道德水平象先知先觉那样高尚，不但不切合实际，而且会造成虚伪的道德风气——我这样说并不是指“高尚”是虚伪，而是指“卑鄙”与“合理”会伪装成“高尚”；只有合理的道德，有科学根据的道德，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道德水准的低下或卑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