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节论

李广身经百战，声名远扬，却始终不得封侯。最后一次作战迷路，他不堪面对刀笔吏的审讯污辱而自尽。汉文帝曾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他的孙子李陵遇绝境而投降匈奴，司马迁为他说话而受宫刑；当汉使劝他重返汉朝时，他说：大丈夫不能受第二次屈辱！恐怕李广和他的孙子李陵都没有搞明白什么是气节。

吕后要封吕氏为王，问王陵的意见。王陵说：高皇帝有盟誓，外姓不得封王。吕后又问陈平的意见。陈平却说：天下是太后与高皇帝共同打下的，太后想封谁为王都是可以的。事后王陵问陈平：当年高皇帝盟誓时你们也在场，你们为什么要同意封吕氏为王呢？陈平说：在朝堂上犯颜直谏，我们不如你；可是以后安刘氏、保天下，你必定不如我们。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陈平说对了；他这是为人处世的迂回曲折。但王陵呢？王陵被吕后免去了丞相的职务。

到底什么是气节？什么时候该坚持气节？什么时候该迂回曲折？令人感慨令人深思。

深思朱自清之《论气节》。一，囿于“士（已经做官或预备做官的读书人）”，陷于“阶级论”。因“士”已演变为知识分子，所以他认为在他那个年代，“气节”这个道德标准对青年一代已没有积极意义，青年一代已用正义代替了气节。二，他概括为：以集团利益为目标，气为志气，是有所为；节为“分（上下之名分）”，是有所不为。

我认为，气节这个道德标准不能囿于“士”或知识分子，因为这样范围太窄；而正义体现的必竟只是公的一面，所以还应加上“个人尊严”即私的一面。——这样对所有的个人才有积极意义。必竟我们都要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必竟利害不是我们取舍的唯一标准，必竟我们都既要考虑正义（公的一面）也要考虑个人尊严（私的一面）。所以应概括为：气是为正义而不避害之有所为，如忠臣之犯颜直谏；节是为个人尊严而不趋利之有所不为。“节”的例子，如据报道有一少年流浪而不偷窃，虽然流浪本身有没有尊严还很难说；如陶渊明的价值并非“为统治阶级消纳了叛逆者”，而是个人尊严的不容侵犯，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现在电视上常说“做人的底线”，这个“底线”绝对不是利害或正义，而是个人的尊严。进一步概括可为：气节是一种为了正义或个人尊严，而压倒个人生命或个人前途或个人利益的道德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在有气节的人看来气节比“命”或“前途”重要，个人尊严比利益重要。换句话说，有气节的人最后都是要死的，或者要受到类似于死的重大利益损失，或者要冒这样的风险。所以不能否认王陵也是有气节的。

朱自清所说“集团利益”也有不妥，“集团”应为“民族或国家”，至少应大到党派；否则为了小团体利益也成“气节”了。

有气节或曰保持气节的人令人钦佩，散失气节或曰失节或变节的人让人鄙视；还有一种无关气节的人，则是芸芸众生，无关气节不等于散失气节。气节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它体现出一种道德的光辉。不要指望大多数人都能拥有这种品质，有气节或曰保持气节的与散失气节或曰失节或变节的都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是无关气节的。

我虽然不向往高尚的道德品质，因为高尚的道德品质与合理的道德品质比起来离人性远一点；但我崇敬高尚的道德品质，所以我愿意细致地分析高尚的道德品质。什么是散失气节或曰失节或变节？什么是有气节或曰保持气节？人们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的？并非与敌对方合作就是失节，与敌对方不合作就是保持了气节。

首先需要辩明的是“民族”这个概念。“民族”要饱含情感地看，也就是说“民族”往往指的是国家，如“民族英雄”、“民族大义”。“民族”更要历史地看，从历史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如北宋及南宋当时，宋、辽、金、元分属于不同的民族或国家；当然现在都属于中华民族。

民族战争当中的军人与政府官员，战死是有气节，投降被俘也不是失节，投降且与敌合作就是失节。所以李陵是失节，而李广不堪面对刀笔吏的审讯污辱而自尽也不能算是有气节，而是“无关气节”。电视剧《汉武大帝》让李广战死，是把他拔高了。看看文天祥吧，兵败被俘后拒绝一切威逼利诱，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使其民族气节永垂不朽！他是民族气节的典范。在我们以往的观念中，被俘而不“就义”也是失节，也是耻辱的事，这是不合乎人性的。

在战争年代，与异族入侵者合作就是失节；在和平时代，与异族统治者合作就不是失节。汪精卫是失节，因为他是中国人，却与正在入侵中国的日本人“合作”。康有为就不是失节：他虽然是汉人，与满清统治者合作，但早非战争年代。而战争年代的洪承畴、吴三桂之流就是失节。象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而死，似乎于战争无关，但他是为抗议美国人的污辱，也是一种民族气节。

普通老百姓在战争年代异族占领之时，既不能舍弃生命与敌斗争（虽然少数的地下斗争绵绵不绝），也不愿与敌合作（指给异族当奸细，当官），则既不是保节也不是失节，仅是保命的芸芸众生而已，这是无关气节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百姓管谁当皇帝呢”——但这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选举权，如果有了选举权，你看老百姓还管不管谁当皇帝！这是关于民族气节。

个人气节较复杂。

在民族内战或党派武装斗争中，能不屈而能保持气节的，自然受人称颂；妥协而不能保持气节的，却往往是“以成败论英雄”。刘胡兰是共产党员，面对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的一句“怕死不当共产党”，是何等的气节凛然！从1903年到1908年，丘吉尔从保守党转向自由党，随着时局的发展和个人政治上的成功，人们并不认为他是“失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我认为也不是有气节的人，他的“降汉不降曹”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如果刘关张没有成功过，他是成不了“武圣”的。可见气节是不能妥协的，即使有条件。看看太平天国的李秀成，被俘后写供状数万言，最后部分为“收齐章程”，建议曾国藩招降太平军。——谁能说他是有气节的人呢？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比干、魏征等，是一种“忠贞”的个人气节：一是正直；二是遇自己不同意的主张时，斗争而不造反。比干犯颜直谏而被“挖心”；魏征的犯颜直谏虽然没有牺牲生命，但他是冒着牺牲生命危险而不顾的。有人诬蔑这种“忠贞”的个人气节为“卖直求忠”，似乎《红楼梦》里就有这样的思想流露——这是没有看到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也是责怪他们“忠”的是个人（国王或皇帝）而不是国家或民族。所以“忠贞”的个人气节在当今社会仍有其积极意义。那些并非在民族战争中，舍弃个人前途甚至生命去实现社会正义或维护个人尊严的人仍然是“忠贞”的人。即使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那些对上级脾气（实际是性格）耿直、坚持原则的人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当然这需要区别情况：如果是个性未成熟的，可能是生活智慧不足；如果是个性成熟的，则就是一种忠贞的气节。他们也是要冒牺牲个人前途的危险的，至少是要得罪领导的；他们并非为了维护团体利益，而是为了维护个人尊严——在他们看来，让他们放弃原则地屈服就是丧失个人尊严。他们不屑于搞什么迂回曲折，不是他们不懂迂回曲折。所以什么时候该坚持气节什么时候该迂回曲折，是个道德选择的问题，而不是智慧高低的问题。象陈平，智慧固然是高，但不是有气节的人。而决定个人历史地位的历史机会，并不一定总是给智慧高而不给有气节的人的，魏征就是个例子。我们是做个有智慧的人呢？还是做个有气节的人？就在个人选择了。

而象岳飞，象张学良杨虎城，虽然死于（或受到长期监禁）民族内部的党派武装斗争，但他们实现或希望实现的，却是超越了党派的民族正义。不过仍然是个人的忠贞气节，虽然被称为“民族英雄”。他们的内心肯定在呼喊，他们宁愿在抗敌的战场上“杀身成仁”，不愿在自己的朝堂里“舍生取义”。好多人都说，宁愿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不愿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说明比起个人气节来，人们更崇尚民族气节。

还有一种是女人之贞节。古代的含义有两种：一是牺牲个人生命抗拒对自己身体的污辱，这的确令人崇敬；二是牺牲个人幸福换取一种名誉，如贞节牌坊。在现代社会，早将第二种含义取消了；被强奸也不是失节了。这样更合乎人性。

陶渊明是另外一种个人气节。他是不甘同流合污而辞官归隐，躬耕田园——他为了自己的志趣，舍弃了自己的利益。晚年时贫病困卧，江州刺史檀道济送他粮食和肉，他也拒不接受，以至清苦高洁而死。这在没有“低保”的古代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他的志趣也就是他的个人尊严。他没有犯颜直谏，也没有大义凛然，但仍然是一种不屈的气节。他仅仅被称之为“清高”似乎不准确，好多“清高”的人做不到他那种程度；可以称之为“孤高”。他是个人气节的典范。

象司马迁那样为了写《史记》而忍辱负重，是不是一种个人气节呢？不是，他没有“为了自己的志趣，舍弃了自己的利益”。但他仍然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一种不屈的精神。气节只是不屈的精神的一种，不屈的精神外延更广。

朱自清说“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似乎是说外国没有；可是看看《飘》吧，与我们一样，虽然类似屈原的主动建构的气节不多，可类似刘胡兰的被动的、避让不开的气节却很多，这就是气节的另一种分类。

我深夜于工作间隙读《飘》。读到白瑞德将郝思嘉送出饿狼陀后去加入军队，不由感慨万分：白瑞德与屈原何其相似！他们的精神是不能仅仅用爱国主义概括的。

他们爱的“国”，在我们今天看来，并不成其为“国”；但他们认其为“父母之邦”，不离不弃。这的确是爱国主义，但不仅如此。

他们都受到他们所爱的“国”的不公正对待，但他们却能以“无不是的父母”的痴情对待这个“国”。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养育期盼之爱，子女对父母的爱是孝顺反哺之爱，虽然不同，却可以说是“对称”的。人情往往有“不对称的”，比如你对一个人怀抱“感恩”之心，虽然那个人未必对你有“施恩”之心，但你的“感恩”之心却不变，这就是“不对称的”。“单相思”更是不对称的，更是常见。虽非对称而痴情不改，较之对称之人情，较之反目成仇，有时更显其高尚。豫让之“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何其陋也。今日之“我爱国，可是国爱我吗”能不汗颜？

他们都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他们都明知他们的行动是绝对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屈原投河，岂能使楚国不亡？白瑞德入军，南方联盟也难逃失败的命运。那他们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留取丹心照汗青”？或许是；但我宁愿相信他们是不愿意让自己的意志屈服，即所谓的气节。

在道德意义上，气节分为被动性的、不可避让的不屈的行为（事情的发展不容避让，如果妥协就是变节或失节），与主动性的、建构的不屈的行为（事情的发展能够避让，如果避让也不是变节或失节）。比如刘胡兰的就死，就是被动性的、避让不开的不屈；如果能够避免，她也不愿死；如果她屈服了，她就不成其为“刘胡兰”。这两种不屈相比，后一种更高尚。可见，更准确地说，白瑞德与屈原是为了一种主动性的、建构的气节，一种不屈的精神。当然，《飘》中的白瑞德并不是单纯有气节的形象，他的性格是复杂的，他是投机家、机会主义者，但他的性格中有“气节”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气节”对于他更是难能可贵的，作者的这种人物表现效果也更生动。需要指出的是，象丛飞那样为了“慈善”或福利目的的，就不是气节，也不是不屈的精神——但仍然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精神，不能用理性分析之（因为从另一角度或者立场看，这种精神就是不愿接受已经改变了的现实；或者是，犯傻），只能从意志的角度敬仰之。

现代社会更注重生命价值与个人利益，那么，气节是不是没用了呢？在生命价值与个人利益面前，民族大义或正义是不是得不到维护了呢？个人尊严是不是得不到维护了呢？不是，民族大义或社会正义或个人尊严在任何时代都应该得到维护，但必须消除绝对贫穷与死亡威胁；绝对贫穷与死亡威胁可以使大多数的无关气节的人屈服。所以，我们必须建立一些社会机制（事实上也有，比如“见义勇为基金会”之类，就是还不完善），以补偿有气节者在生命价值与个人利益上的损失，使气节的力量更加强大，就如同“低保”的建立使个人尊严比起以前来更容易得到维护一样。不过就算如我所愿，但气节必竟意味着自我牺牲。

流行语曰：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人要有什么样的精神？就是不屈的精神。气节要不要？任大家自由选择吧。我上面就说过，我对气节是崇敬而不向往的，虽然我要这么刮尽枯肠地分析。读朱自清的《论气节》，也是冷静似乎不向往的，可他的结局呢？是猛然暴发出来的民族气节！我们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