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罪他人不如检讨自己

据4月9日出版的《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山西省稷山县三名科级干部，因写匿名信反映该用县委书记李润山而惹下大祸。此事惊动了该县的公检法机关，三个人不但官丢得连影都没了，其中两人还被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另一人则被取保候审。这三人在县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是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一个是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南回荣。去年三月的一天，杨、南二人不约而同的来到同在本县工作的干部薛志敬家聊天，他们越聊越激动。从一宗土地被卖事件，到该县的投资环境、职工工资等问题，最后认为是县委书记李润山失信于民。三人把近几年稷山县的众多问题整理最后定名为《众口责问李润山》。文中向县委书记李润山提出四问：首问书记李润山，朝令夕改为哪般？二问书记李润山，为啥引资遭祸端？三问书记好威风，总统套间办啥公？四问书记财力涨，为何工资老不动？文中每个“问”下，都有详尽的论证。这份材料被分别邮寄给运城市市委书记、市长，稷山县四大班子及各局办部分领导。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三名干部反映情况虽然匿名，但并非空穴来风。既然不是空穴来风，哪他们何罪之有？所以这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如何对待干部群众批评和控告的问题。这一点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据《学习时报》报道，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严厉地批评有有关部门的做法，并要求面见伍兰花。经过聊天毛泽东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才十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毛泽东之后嘱咐有关同志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伍兰花回村以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的经历，大家无不感动。

党的领袖毛泽东，尚且在受到农妇辱骂的情况下，及时与农妇进行沟通，并由中发现党的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最后改进了党的工作。而这位县委书记怎么就不能屈尊这样做呢？听听这三位干部的意见和建议，向三位干部谈谈县委县政府决策调整的理由及依据，解疑答惑，消除他们心中的不解，赢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样做不是更好吗？遗憾的是这位县委书记没有这样做。对于这三位控告的干部，县上动用公检法机关，先是抓捕、通缉、关押，接着是将其中两名戴着手铐的干部押进500人干部大会会场，逼着他们作出检查后宣布开除他们党籍，撤销他们他们的职务。接着就是法院以诽谤罪对其中两名干部定罪。就这，这位县委书记这说是他他格外开“恩”，给法院打过招呼的结果。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共产党没有一党之私利，所以工作中存在问题和缺点就不怕干部群众批评和监督。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一遇干部群众的批评和控告，就怒火万丈，大兴问罪之师，甚至动用国家专政机关，使提意见和控告的干部群众获罪，最后只能是堵塞了言路。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但直至今日，遗憾地是还是有一些干部只能批评别人，容不得别人批评自己。他们常常将批评和自我批评挂在嘴边，是为了教育别人，而从不想教育自己。一遇批评和控告，不是首先检查自己工作的过失，而是大兴问罪之师，这样的“小心眼”干部，怎么能担当得起在当地构筑和谐社会的重任呢？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但愿我们更多的领导干部能够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内涵。宽宏大度一些，当遇到干部群众批评和控告时，少一点兴师问罪，多一点检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