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仰慕的帝王将相

这是一个有着两硕大耳朵、一超长下巴的相貌奇伟的男人，在乱世中他脱颖而出。家道赤贫，他并未受到过正统的教育，他所有的知识在于积累，在皇觉寺，佛性大师给了他宽松的环境，他看了不少书，但这些并不是主要的，他在几年逃荒乞讨生涯中边走边看、边看边记——这就是他的知识积累。不能不说他的出现是个奇迹，明史中记载其母陈氏，“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比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当然，这都是对他的神化，人们无法解释他出现的合理性时，就借助神话来渲染他的身份，中外古今概莫能外。鲁迅信仰尼采的超人哲学，超人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他的出现有历史原因，有社会原因，更与他卓然不群的个人禀赋分不开的。

作为一介草民出身的朱元璋，尽管他身上还有许多毛病，但那是身不由己，是中国所有皇帝的通病，是历史的局限性，在皇觉寺避难或在皇觉寺避难之前，他是淳朴的、善良的、正直的。在他的身上至少有几个方面是我仰慕的：

一、他的雄韬伟略。他胸襟广阔，至少在他开拓疆域的初期是这样。清史上说他“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

“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一是他之选择郭子兴，当时之势，各地反元义兵多如牛毛，刘福通、徐寿辉、方国珍等势力都比较强大，为什么他单选一个心胸狭窄的郭子兴呢，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二是他在征伐张士诚和陈友谅的过程中，取舍有度。尝与诸臣论取天下之略，曰：“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圆，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此论相当精辟。三是决定北上伐元时的战略，显示了他的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他自己说：“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克，然扩廓犹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朱元璋之雄才大略，料敌制胜，率类此。故能戡定祸乱，以有天下。

二、是他的怀柔政策，爱民如子，痛恨为富不仁。这是他夺取江山的主要原因。饱受战争之苦的他深感底层百姓的艰辛，务农出身的他深深体会到稼穑之艰辛、各种赋税的沉重，因此他所到之处均实行还田于民、减免课捐杂税的休息生养政策，对待降虏他一律免杀，为此，他斩杀了滥杀降虏的爱将，还差一点杀了自己的义子朱文忠，他曾对即将北上伐元的大将军徐达下诏曰：“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当上皇帝后，他有这样的认识“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冻馁者里中富室假贷之，孤寡残疾者官养之，毋失所。乡党论齿，相见揖拜，毋违礼。婚姻毋论财。丧事称家有无，毋惑阴阳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复业者各就丁力耕种，毋以旧田为限。僧道斋醮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闽、粤豪家毋阉人子为火者，犯者抵罪。”能做到民无失所，民毋违礼，民勿违法，这是多少代伟人的理想，同时也是普天下老百姓的愿望。他还说过：“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在对天祭祀时，他还说过：“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己，实为天下苍生也。”能说出如此明智的话，就是深谙夺取江山的秘诀。这不由得使我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延安回答美国记者关于中国朝代分和合的问题时，说出来的至理名言：人民，只有依靠人民、赢得民心，才会江山永固。中国共产党之夺取天下，靠的也是人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此言信乎！晚年，朱元璋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以备旱潦。在张笑天长篇小说《朱元璋》中，写了朱元璋微服私访查出河北赈灾库粮被盗，当场杀死黑心店老板，在归途中与农民一起割麦子，并教太子朱标一起下田割麦等具体生动的形象，姑且以为真吧，因为这些情节比较适合朱元璋，合乎朱人格逻辑。他本是一介农夫嘛。

以民为本，是亘古话题。胡锦淘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在总结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后得出来的政治明言。最近，看了《江泽民文选》，他在中央纪律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作的题为《推动党风廉正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讲话，其中有段精彩的论述，不仿择录如下：我所以强调大家要正确认识党的执政地位及其带来的相关问题，主要想说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政风廉洁，从来是赢得民心，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繁荣的重要一环。这是兴亡规律的一个重要经验总结。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的崩溃，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的下台，都与人心向背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秦始皇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中国封建帝王，开始是代表了历史发展要求的，但他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不过传之二世秦王朝就灭亡了。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呼，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里说的就是人心向背。隋炀帝从他父亲隋文帝手里接过皇位时，全国的经济实力是比较强的，他开始也想有所作为，重建西域交通，修弛道，筑长城，开通大运河，对维护国家安全和改善交通条件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他御使民力过度，再加上他穷奢极欲，纵情声色，造成百姓苦不堪言、揭竿而起，最后他被迫自缢于江都。晚唐诗人罗隐曾作诗嘲讽说：“君王忍把陈平业，只博雷塘数亩田。”唐王建立后，唐太宗头脑比较清醒，励精图治，纳谏任贤，轻徭薄赋，改革吏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成就了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但是，后来的统治者渐渐忘乎所以，沉醉于声色犬马。唐玄宗迷恋杨玉环，不仅“春宵苦短日渐高，从此君王不早朝”而且让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集大权于一身，为非作歹。各级官吏贪污贿赂成风，搜刮、欺压百姓。安禄山以“奉命讨伐杨国忠”为名反唐，引发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就从兴盛走向衰落，最后王仙芝、黄巢起义攻下长安，不久唐王朝就寿终正寝了。这方面的例子还多得很。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很多都走了从得到民心兴起到失去民心衰亡的这样一条道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失去政权，以及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下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选举中失败、秘鲁形势突变和前总统藤森逗留日本不归、菲律宾当前政局的动荡等等，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实例，我们应该明鉴啊！

作为一党之魁首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是这个党的福祉。前车可鉴，环顾寰宇，居安思危，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中我们应该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

三、礼贤下士，广纳儒才，尊礼重孔，以他之长以补己之不足。这是他的的清醒之处。他说过：夺取天下靠的是武将，治理国家要靠鸿儒。因此他请浙江四贤：刘基、宋濂等，尤其对刘基佩服有加，几乎和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一样，他亲自到青田三次，最后一次，还在刘基的茅外扎寨。请宋濂作为太子师，自己还亲自到场听宋先生的讲座。史书上讲他：“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他修夫子庙、设课进士、修曲阜孔子庙，设孔、颜、孟三氏学。他曾下诏天下曰：“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今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修元史、颁发各类警示录等等，朱元璋在意识形态领域做了许多实事。

四、是他的勤勉。任何一个做大事的人物都是克勤克检、夙夜难眠，都是对自己的事业殚尽竭虑、任劳任冤，有着崇高的追求和坚韧的毅力。朱元璋也不例外。在遗诏中他说：“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这是他的内心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自知无刘基等大学问家的渊博知识，出生贫寒，惟有后来追上，他有一个笨拙但又不失明智的办法，就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殿上用白纸条贴上待办事宜，以防遗忘，这样可以随时看到；在用膳的时候饭桌上还放着笔纸，一想起重大事情就随手记下来。他每天只睡三、四个时辰，如此勤勉，不成大事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