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的背后

泰戈尔说：“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总结前人的经验，用自己的思维对生活的感悟来创新。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适合大众的需求。”

世界如果没有创新意识，那将成为一片漆黑的地狱。不断学会创新的人，不仅成就了时代的英雄，也成就了自己的梦想。我想，时代的伟大莫过于开拓者的伟大，而时代的大幸莫过于诞生了一些类似于“疯子”、“另类”或“不可理喻”的善于创造的人。“风格越明显，创作者越疯狂，在一种意义上，获得某种程度上扭曲很重要。”（波特罗语）

记得读高中的时候，我的一位美术老师常常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这是他在大学时同班同学的故事。他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有很好的绘画基础，学习很是勤奋。他发愿要在大学四年里沿着西方美术史一路画下去。对每个画派的观念与技法都深入了解，然后自己去实践，再来开创属于自己的风格。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画出真正扎实的艺术作品来。

大一的时候他的画都是米开朗琪罗·卡拉瓦乔式的单纯而质朴的葡萄、苹果。大二的时候，他就喜孜孜地声称：“我已经画到达芬奇式的‘鸡蛋’了。”然后到大三、大四，然后教书，然后出国，然后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成为一位美术史与美术理论方面上的专家。

原来，对于一个创作者，除了要知道吸收许多知识之外，也要懂得排拒许多知识才行。创作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排他性。一个优秀的创作者，要在自己某一种方面的表现能够达到极致。只有这样，才不可能完全跟着别人的脚步走。这就需要我们认识到自己与别人不尽相同的地方，也需要我们学会选择我们所要的和不得不舍弃的东西。

在太多的时候，我甚至很欣赏北京大学一位教授说的话，他说：“我不是在写书，我只不过是在编书罢。”很多铮铮若铁的道理都已被前人阐述；许多千古一绝的故事都被前人说尽；许多山盟海誓、缠绵悱恻的爱情都在前人的笔端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现在写的一些东西，阐述的道理，只不过是沿着前人的轨迹，把前人的东西转换成自己的思想，再用自己对现代生活，对人生的点丁感悟来展现而已。在这一方面上，需要我们有大量的阅读，就若余秋雨说的一样：“生活的质量是通过阅读来锻炼，而锻炼的目的是使自己不再平庸。”

一切都源于一种原始的人性本质，当我们爱上一样东西，一个人，就会锲而不舍地宁愿为其付出，为其疼痛，甚至为其牺牲。

比如大学者王国维先生，清朝灭亡后，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在颐和园投水而死。他的死因众说纷纭，这位汉族文化大师拖着一条辫子自尽在清代的皇家园林里，遗嘱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有人说他死于一场政治斗争、人事纠葛，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他的死不仅仅是为朝庭尽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清朝灭亡，一种深植于文人心灵的文化也随之而消散。文化成了文人的生命，只有用生命来拥抱和祭奠它。应该说王国维先生祭奠的该是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清代只是他的落脚点。

比如文森特·凡·高，在他与高更争吵之后，在难以自控的躁狂与悲痛之下，竟然毫无顾忌地割下自己的耳朵，送给情妓。我们不难想到，割耳之后的凡·高首先要做的，是对镜自画——头部包裹着纱布，纱布之下是浸血的伤口。

凡·高不是疯子，但他却做出类似于疯子的举动。无论是文人，抑或艺术家，他们都会因为自己的创作而使自己的生活发生破裂。如同梗儿因为果实的过于沉重而断开。可以说凡·高的一生带有自伤性质的悲剧。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可免费的午餐，那么你拿什么来为自己的人生买单呢？爱、勤劳、智慧、鲜血……还不够，你要的东西越昂贵，就越需要隆重的代价来着抵押。

创作的背后是什么呢？我很敬仰那些在黑暗里孤独的笔不辍耕的创作者，他们宁愿用声誉冒险，宁愿在无人阅读的孤独之中，或者来自社会的种种怀疑之中。他们可以任人排挤，任人唾骂，把权贵视如粪土，活在清贫与寂寞之中，驰骋于文学创作的危险疆域。在我看来，这种付出近似于凡·高滴血的被割舍下来的耳朵。既出于太爱与决绝交混的情感，亦出于对创作的牺牲。

为一个刚刚起步写作的所谓的“文人”，我希望自己能够写出一些真实的成长，疲倦，感悟，爱和疼痛。我深知在我们现阶段的年龄里，许多创作者都喜欢保留着完美人性的灵感。理想中的，成长中的，把虚幻写得完美而纯洁，可破损使人生动。可是强迫自己直视镜子，面对生活的无奈，岁月留下的刀口和人性中难以启齿的种种欲望，我希望自己，有胆量的以耻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