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传“道”

前年，湖南株州某重点中学语文教师尹建庭在教研（获奖）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你读书干什么？考大学干什么？也许你会说，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我要明确地告诉你——读书考大学，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读书增强了自己的本领，提高了自己的资本，将来能找到一个好工作，挣下大把的钱，从而有一个美好的个人生活，甚至找一个漂亮的老婆，生个聪明的儿子，所以我强调读书应该是为了自己！”

媒体曝光后，在教育界，在社会上引起一片哗然。而对人们的指责和疑问，尹建庭振振有词，他认为对学生应该说实话，不能欺骗学生。只有个人价值实现了，才能实现社会价值。有人承认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对学生不能这么教育。

后来，株州教育局将其解聘，又经过一场官司，尹建庭胜诉。

这场风波虽然已平息，但留给人们的思考，特别是教师们的思考是深远的。

尹建庭的这段话反映了一种教育理念的偏向。实际上，这些年来，有一个问题早就显露出来。现在的教师谁还对学生进行理想、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所谓教师，按韩愈的说法，是应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现实却让这一角色陷入尴尬。

作为学生前进途中的航标和灯塔，我们自身就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现在在教育战线充当主力骨干的25岁到55岁的教师，其求学生涯大多是羞于向人言说的。40岁左右的教师，其中小学阶段遭遇“文革”，受害尤其深切；而25岁左右的青年，打基础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万元户”多是流氓无产者，“练摊”也无须多少知识，社会潮流是倾向于“读书无用”的；而我们的不幸尚不止此。除本身的基础薄弱外，我们即使受到了大学教育，也很难在知识学问上深入下去：以大学中文系为例，世界上的新的文学潮流或思想潮流被冠以种种罪名而不予引进，我们的眼界实质上只能是以哲学流派之一的马列主义一家言来看待纷繁复杂的社会及文化现象，我们知道马列主义是正确的理论，我们的教育因为缺少思考缺少对比缺少分析，我们得到的这一结论也就缺少咀嚼，从而只能以肤浅贫乏来为学，来教人，结果学生中之大部或囫囵吞枣或逆反不听，教育过程被弄得艰难无比，而教育效果却总是不尽人意。

这一尴尬带来了更深层次的尴尬：我们自己缺乏思想，只能零售自己的知识，是所谓就其琐屑弃其精要，“小学而大遗”，韩老夫子是早就指出“吾未见其明也”的。而且，“大遗”也将带来“小学”的困惑。缺乏统率的军队不足以屈人之兵，无“道”之“业”不足以“而立”，人文精神的缺失必将导致学生对所学知识在运用上的指导缺失，目前整个社会的浮躁与急功近利，也许颇能说明这一问题罢。

韩老夫子的解决之道是尊结合所授专业来“明道”“解惑”之师，以“从师”来作为解决“孰能无惑”这种人生实际问题的有效措施，“师”不是作为一种职业被提出来的，但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无疑应以此作为从业道德基准。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解决识字断句做题目，更要关注其人生大疑惑，这实在是明摆着的事。

问题在于我们对所传之道本身不甚了了。我们无疑是高举马列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并以之作我们的行动指南和教学目标的，但我们既非站在哲学高度来了解马列主义，又非放眼世界范围来了解中国传统，只好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甚至张冠李戴，似是而非，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学生更是死记硬背，只求得分，“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尤为不幸的是，我们被繁重的教学任务拖累的同时还得去学习一门外语，还得考电脑考普通话之类，当然还有家庭生活和人情世故要分了精力去。对现实生活的关心和对终极关怀的思考因此而失之交臂。

韩愈所说的“道”，与今日之“道”相去极远；今日的教师在讲台上所传之“道”，与对人生终极关怀、生存意义的思考和对人生奋斗不息地拼搏相去也不知有多远。由此导致的恶果是学生关注的所谓“学习”，只不过是解题的方法或音乐美术等技能性质巧性的“小学”，用力有余，用心不足，理想志趣之类便被“大遗”在视野之外，却偏要高喊热爱祖国建设祖国要使祖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之类的口号，“其可怪也欤！”

在铁钉都不能制造的年代，我们能抵制洋货；在物质生活相当发展的今天，我们未必还做得到。我并非鼓吹排外，只不过对历数千年而不衰的“道统”在今日被轻视被忽略甚至被有意识地破坏感到心痛，对教育界同仁在其中起的作用感到遗憾。我并不反对改造传统，但一个民族区别于它民族的标志是不能消除的，而儒家那种为“道”而不惜杀身的大悲心更是不能“大遗”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