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并不高尚

“风萧萧兮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提到这两句词，人们眼前立刻会浮现出那侠肝义胆、视死如归的勇士形象。

这种印象不知缘何而产生。也可能是和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对他们的赞誉有关，他在描述了几位春秋战国时期刺客的事迹之后，给他们以很高的评价，说他们为人慷慨赴死的举动都“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亦即是说，他们都是些意志高尚、言行如一，以至能留下自己赫赫声名的人。

实际上，说白了，刺客也就是后来的杀手，他们不过是凭着自己的拳勇，以为人效死为代价，换取别人豢养的一批高级食客。如此而已。因此，刺客并不高尚。

司马迁在《史记》里共提到了四位刺客。依我看来，这四位刺客都不那么光彩。

第一位是春秋末年吴国的专诸。原本一好勇斗狠颇有蛮力的武夫，被流亡到吴的伍子胥发现，被伍子胥推荐给吴国握有重兵的公子光，以便将来利用吴国力量打回楚国，为自己报杀父之仇。公子光当时则正筹划着一场杀害堂弟，篡夺王位的阴谋，正好得到伍子胥进献的这一宝贝，于是他将专诸好生供养起来，专诸便死心塌地地听从公子光的驱使。最后，在一次公子光宴请堂弟吴王僚的酒席上，行刺吴王僚，结果与吴王僚同归于尽。

从这则故事看，刺客实不过是个别阴谋家收买利用的工具。

第二位是晋国豫让。豫让生曾为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手下的六客，后怪其这两家的待遇不高，又转投下智氏门下。豫让为了给智伯报灭族之仇，几次预谋刺杀赵襄子，却被其拿获，赵问：“你曾经投靠范氏和中行氏，当他们遭到灭族后，你没有为他们报仇，现在却死心塌地地要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何？”豫让回答：“因为范氏、中行氏像普通人一样对待我，故我亦像普通人一样回报他们；智伯待我高于众人之上，所以我便用最高的回报方法报答他。”

豫让的话看起来颇有些义气，实际上却是谁对我付出的多，我便为谁卖命。

以上二人所谓的“知遇”，或者说是“礼遇”，实际上并不是主人对其人格的尊重，任何时候，他们也不会与主人平起平坐的，一旦为主人卖完命，也就失去了那一点价值。

最惨的要数另一位刺客聂政，死后连尸首也没人收拾。

聂政本是韩国人，因为杀人，携其母与姐逃奔至齐，以屠户为业。因韩国大臣严遂与相国侠累争权结怨，便求可以为之报仇者，于是暗自结交聂政，聂政为报知遇之恩，独自仗剑至韩行刺侠累，自知不免，恐累及家人，自残而死。韩侯严遂呢，竟怕担当罪名而无声无息了。聂政被暴尸市中。

后人在同情聂政的同时，却没有人想到，应对驱使聂政去送命的严遂进行谴责。从这个角度说，聂政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不值得。

历史上的刺客最受人称道的要数荆轲了。公元227年，荆轲衔燕太子丹之命，暗藏匕首，假扮燕使者，以向秦献地图及秦降将樊于期的首级为名，前往秦国，谋刺嬴政。他确实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

在秦朝廷上，荆轲从容地为秦王展开地图。图穷匕首见，荆轲和秦王在廷上追逐，后被武干乱剑砍死。

当荆轲被秦王用剑击中，自知事情不就，倚柱而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待约契以报太子也。”原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太子丹给他的恩遇这个惟一的目的。

荆轲受到太子丹给予的待遇，恐怕是任何死士也未曾享受过的，“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丹日造门下，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太子丹见荆轲拾瓦石投青蛙取乐，便命人用玉盘盛来金丸借其投掷。荆轲无意说千金马肝味美，太子丹又立命将所骑千里马杀掉，取其肝奉上。宴席上，有美人在一旁弹琴助兴，荆轲称赞美人玉臂，太子丹又命将美人手臂砍下，送至荆轲面前，这些举动，使得荆轲大为感动，“太子遇轲甚厚”（那些为人充当杀手的刺客，可能都要具有残忍和嗜杀的习性吧）。

今人论荆轲，多以荆轲之举为诛暴君、救弱燕，以挽六国之灭亡，从而赋予其社会历史之意义。然而，如果我们去掉这之中包含的人们的感情色彩，仅就荆轲个人的主观行为动机来观察问题，恐怕就激不起许多　同情。

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只写了以上四位刺客，但战国时期的刺客还要更多。作为刺客，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达官贵人豢养的维护其一己之私的鹰犬。他们中或有个别人明了一些是非，但就其多数来说，他们是只认得给他们以豢食的主人的。

有人把刺客与后世广泛称颂的侠士相提并论，实际上二者也相去甚远，侠士与刺客向来不是同一概念。因为侠士们的所作所为多是世间的不平事而发，他们的行侠仗义是为多数人打抱不平，而刺客却为少数达官贵人效劳，侠士的行侠仗义是不计报偿的，而刺客则是受了人家的好处才为人卖命的。他们虽重信义，不惜其躯，但他们行为的本身实在没有什么是非可言，我们看以后的许多时代，甚至今日这类富豪人家的鹰犬，不正历来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