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寨头

一、地名的由来

寨头，苗语叫“偕岛”，“偕”是“平地”或“开阔地”的意思，“岛”是“最好”或者“最美丽、漂亮”的意思。“寨头”意为“最美丽的平地”。《三穗县志》根据苗族支系迁入黔东南最早建寨而命名“寨头”。《贵州通志》将寨头称为“苗疆门户”，是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最边远，又是军事防守的咽喉要塞。

二、族属支系

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说：“世界上有两个苦难而又顽强的民族，一个是犹太族，另一个是苗族”。寨头居住的全是苗族，他们历经无数磨难迁徙而来，族属以成为历史。传说蚩尤是他们的先祖，可见他们的族属渊源和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有着密切关系。《战国策》说：“蚩尤是九黎之君”。《苗族简史》说：“苗族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不断开拓，不断发展，成为强大的部落。同时黄河上游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向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发展，为争夺这片肥沃的土地，便和‘九黎’发生冲突，大战于琢鹿，将‘九黎’打败。”《史记·五章·帝本记》也说“黄帝和炎帝结盟，战胜九黎，杀死蚩尤”。“九黎”部落被炎、黄部落联合击败，南迁黄河到长江中、下游开拓。“三苗”时期，又不断遭尧、舜、禹的攻击，最后被禹击败，又一次被迫大迁徙。史载：“杀‘三苗’于三危”之后，苗族进入鄱阳、洞庭两湖一带，被称为“南蛮”。战国时楚以武力并吞“蛮”、“越”，占有洞庭、苍梧等“蛮”、“越”之地，苗族先民又被迫扶老携幼大量迁入武陵山区。战国末年，武陵地区苗民受到冲击，又分散迁徙。由于东汉王朝一再出兵进剿，对苗民大肆杀戮，又灾荒兵祸，苗族先民再度向南迁徙。秦汉乃至唐宋时期，封建王朝不断用重兵向苗族同胞“征剿”，繁重的赋税，迫使“南蛮”流离失所，向五溪深处，再度西迁。一支沿舞水西上，迁到思州（今岑巩）以及思南等地，另一支沿着沅水（今清水江）西上，迁到黔东南地区定居，在剑河、三穗一带居住。苗族《爬山涉水歌》载：六支祖来到黔东南居住后，雄公主持在剑河、松续这个山坳主议榔：“一支住方先（榕江）、一支住方尼（台江）、一支住者雄（雷山）、一支住希陇（黄平）、一支住春整（炉山）分开过生活”。寨头隶属于住方尼支系。

三、祭桥接龙

偕岛苗族在长期的逃亡和迁徙中，总是不断地开拓疆土，而又不断地放弃开垦的土地，为了生存，为了能延续子孙的繁衍，他们选择了虎狼出没的山地，或狩猎，或垦荒，山地成为一个民族危亡的避风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逃避追杀，以获得民族生存的机会，也雾山就成为这支苗族的选择，尽管他们还不知道这能否成为他们最后的栖息地，仰或家园。于是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会时常注意下一个居住地的选择，因为亦雾山毕竟太高寒，气候十分恶劣，在多次的探望和考察，同时伴着战事不再紧张时，这支苗族先民的首领欧弯、干龚杨、给柳现、丸摆、吴家、郎奖、祥设、欧布等十二家族的族长们经过商量，决定从高寒的亦雾山迁至偕岛（寨头）。偕岛当然也不是最安全的地方，但这里独特的地理优势有利于防守，自然就成为了黔东南苗族的边防要塞，咸同苗族起义就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所以《咸同军事史》说：“寨头者，苗疆之门户也”。要想攻苗疆，偕岛是进入苗疆的桥头堡。清军进攻苗疆时，以偕岛万官保牛为大将的苗族义军与湘军血战，万官保牛壮烈牺牲，偕岛苗族只得返回也雾山隐藏起来。因为偕岛有大片的可耕土地，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而且还有一条清澈的河流———石坪河，可以灌溉，亦可供人畜饮用，所以战事后，偕岛苗族又回到偕岛定居。七百年前，在这个深山老林里没有统一的货币，只能以物换物，偕岛人可以从也雾山获取大量的特产，到清江河畔的集镇换取资金需要的生活用品，这也是人们选择偕岛居住的前提。之后，人们过上了一点安静的生活，但由于几百年来的频繁战争，人口急剧减少，偕岛苗族人认为只有增加一定的人口数量，让子孙得到繁衍，才能在这里立足，于是，他们找来巫师，经过踏上寻地，认为家族若要人丁兴旺，必须架桥接龙。巫师说偕岛是个好地方，但就是缺少龙气，说是龙脉从亦雾山一路走来，来势很好，可就是到了偕岛寨子后，被石坪河隔断了，所以子孙不旺，必须将龙脉接通，族人才能繁衍千秋。这样，欧弯、干龚杨、干柳现、丸摆、吴家、郎奖、祥设、欧布等十二家族的族长经过商议，决定每族架一孔桥，并将十二孔桥接起来，就成了一座完整的桥梁了。桥架起，适逢族人添十二人口，时值农历二月初二日。偕岛苗族认为桥给他们带来了好运，于是对桥顶礼膜拜，献酒献肉，以此驱魔逐邪，祈求延年益寿、人畜兴旺、风调雨顺、出入平安，足足热闹了三天三夜，亲朋好友前往祝贺。至此，偕岛苗族代代相传，成就现在具有原始文化特色的寨头“二月二禳桥节”。

四、反苗传说

苗族人民有反压迫反剥削的光荣传统。从商周到民国，数千年来斗争不息。从唐宋起，贵州苗族有记载的斗争不少。多是受湘西、川东苗族斗争的影响而爆发。元明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深入，民族压迫之加剧，贵州苗族人民的起义逐渐增多。仅明代的斗争就有百余次，有的规模很大。如正统十三年到景泰二年（公元1448—1451年）的全省各族人民起义，明朝动用了二十多万大军镇压，历时三年。苗族是这次斗争的主力。以韦同烈为首的黔东清水流域和贵定、福泉一带的苗族农民军，据香炉山一直坚持到最后。天顺元年至三年（公元1457—1459年），龙里、贵定、八番（惠水）、平越（福泉）等处“十三番”苗族首领干把珠领导的起义，也曾震动一时。嘉靖十七年至三十年（公元1538—1551年）龙许保领导的黔东北和湘西的苗族起义，长达十四年之久，先后抗击明年十六万之众。清代苗族起义同样很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公元1735—1736年）发生的“雍乾起义”，领导人是包利和红银，起义范围遍及黔东南地区，抗击了七省清军数万人的残酷镇压；第二次是乾隆六十年到嘉庆元年（公元1795—1796年）石柳邓、吴八月等领导的“乾嘉起义”，范围扩及松桃、铜仁、印江和四川秀山酉阳和整个湘西苗区，抗击了七省清军18万人的进攻；第三次是张秀眉、柳天成、陶新春等分别领导的“咸同起义”，发生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终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2年）。起义范围以贵州为中心，波及湘西、川南、桂北和滇东，延续了18年，影响十分深远。这三次起义间隔都是60年，因而苗族民间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说法。

五、结语

历代封建王朝对苗民一次次调集重兵征剿，凶残屠杀，蛮横掠夺他们的财产，毁坏他们的家园，从而造成一出出家毁人亡、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大迁徙的历史悲剧。然而苗族先民凭借勇敢、坚强、智慧，为着民族生存，一次次起来抗暴……又一次次地被迫迁徙。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凭着勤劳的双手，与天斗、与地斗，开山劈岭，开荒造田，男耕女织，生息繁衍，成为祖国大家庭的一个古老又人口众多、欣欣向荣的民族。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当家做了主人，和祖国五十六个民族和睦相处，携手并肩，阔步前进在社会主义的小康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