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槐

三槐大我两岁，算是和我和着尿泥长大的发小。大年初四我去看他，几年不见，他老了许多。

三槐住在村子的最后，一座独院，前后左右都没有人家，一排三间红砖瓦房坐北朝南，瓦房对面是一间用泥巴垛成的小房子，房子不大，二十个平方左右。紧挨着泥巴房子的是一间草棚，上面盖着厚厚的麦秆和一层石棉瓦，草棚周围围着玉米杆，这个草棚是三槐的厨房。

三槐说，自从翠凤和小雷走了之后，他就砌起了这间泥巴房子，再没有住过瓦房，他说住进去就会想起他们娘俩，想起来就会很难受。翠凤是三槐的媳妇，小雷是三槐的儿子，四年前娘俩赶集的时候被车撞了，没送到医院就都咽了气。村里人说，消息传来的时候，三槐正在家里做着捞面条，本想着让娘俩回来美美的吃一顿。听到消息的三槐一下子就站不住了，这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像一滩泥巴瘫在了地上，脸色煞白，张着嘴巴却说不出话，等他一路发疯似的跑到医院的时候，娘俩的身子早就冷了。村里人都说，三槐的命苦，从小家里条件都不大好，没到初中就辍了学，先跟人搞建筑，新疆摘棉花，又到广州打工，好不容易攒钱盖了房子娶了老婆，又有了儿子，日子算是有了盼头，却又遭此横祸。

天下着小雪，我跟着三槐进了他住的泥巴房，房间的摆设很简单，一张红漆斑驳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台电视和一部黑色的收音机，一把椅子上面放着一个没有油漆的木箱，三槐说那是他的衣柜，他居然还砌了个火炕，三槐说这土房子的墙有一尺半厚，加上火炕，冬天更暖和。

三槐说，你坐着，我整两个菜咱们喝酒。

一起来吧，我说。

在院子的一角，三槐掀开草苫，在泥土里扒出一颗白菜，又拽出几颗大葱，去了老帮子和葱皮随手丢在角落里。在他的草棚厨房里，三槐动作麻利的切菜，烧鱼，地锅里熊熊的火光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淋了香油的凉拌白菜大葱，凉拌牛肉，油炸花生，红烧鲤鱼，外加一个紫菜蛋花汤被端上了炕桌，三槐把炉灶里没有烧完的柴火塞进炕肚里，又从门后的荆条筐里抓了几把玉米芯丢进去，说了声，上来，喝！

外面的雪下的越来越大，土房子里没有丝毫的寒意。

这样的酒宴是随和的，没有任何的目的，仅仅是老友之间的一场小酌，或许是很长时间没有经历过这样貌似漫无目的的酒宴，我突然觉得有些不自在，这让我在老友面前感觉有点惭愧。三槐说，他在瓦房的后面盖了一个温室大棚，种些辣椒西红柿之类的反季蔬菜，到附近的几个集市去卖，一季下来也有个两万块赚，夏天的时候就种西瓜甜瓜，加上田里的收成，一年下来总还有个四五万块，日子倒也过得不错。说这些的时候，三槐是开心的，也是落寞的。

一帮老友们也都劝过三槐再找个媳妇，他总是说再等等。似乎他所有的爱和关怀都给了逝去的翠凤和小雷，再没有力气去经营一个家庭了；似乎他一直将自己放在过往的记忆里，尽管时隔几年，却仍然没有走出来。

几杯酒下肚，三槐说，小雷还在的话该上三年级了，我就不能再给他买玩具了。说这话的时候三槐的嘴角有丝温柔的笑容，眼角却流下了眼泪。怕我看见，他假装生气的说，这火炕没搞好，烟气太大，熏眼。

三槐说，虽然他们娘俩不在了，日子还要继续过下去，还要过得比以前更好，要不然他们娘俩在那边都不放心我。人总要有个奔头，蔬菜大棚，西瓜甜瓜就是我的事业。

听村里人说，三槐每次卖菜卖瓜回来，都会给村里独居的老倔爷送点菜，跟老人家拉拉家常，陪老人听听收音机里的评书；在小学校的水塔边放上几个甜瓜，三槐说，娃儿们吃了就跟小雷吃了一样。

啜一口酒，三槐问我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我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

三槐说，重要的是把日子过得随心，心里面不要藏太多东西，东西多了，消化不了，容易变质；东西多了，人就容易累，活的太累，生活就不美好了。

我说，三槐，你说的真对，真好。

三槐说，不忙的时候，喜欢听听收音机，听豫剧，听单田芳的评书；也看书，看《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偶尔也编些篮子啊筐子什么的，都被香丽那帮老娘们拿走了，不过，她们还算有良心，这鲤鱼就是香丽送的。

望着窗外的雪，听三槐絮絮叨叨的说着他的生活，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多么苍白，或者是自己缺乏发现色彩的能力？他经历过丧妻失子的沉痛，他只是也只能把这份痛深深的压在心里，像一棵经历了严寒的柳树，在徐徐的春风中，又默默的吐露出了新芽，如此翠绿，如此恬然。

我突然觉得很羡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