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爷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尽管我踏入工作岗位成为了一名教师，但是在那个年代里，每周六的下午和周日全天，还是要回到村里参加生产队里劳动的。这在当时，一是政治需要，说是可以防止思想变“修”，二是可以给家里挣点工分，增加收入。

淳厚的乡亲们自然也知道我这个刚出校门的小青年是干不动重活的，于是常常分配我干些诸如写写算算的轻活。也就是那年的冬季“河工”（每年冬天，公社党委、政府就会集全公社之力，进行水利工程的新建或改造，称为河工）上，我第一次见到胸前挂着一个横着的长方形纸箱板，上书“国民党乡长”牌子的人。其时，他被一个手拿小红旗、公社干部模样的人领着，后面还跟着十几个年龄类似于高中学生的人。领头的人不时地举起手中的小旗，高呼：“打到国民党反动派！”、“打倒陈耀显！”的口号，后面的人也大声应和着，叫喊声在新挖的土塘里像幽灵一样散播着，咬噬着我村每一位拼命干活而不愿意倾听的人们。那人头低得很低，满脸的憔悴与沮丧，一言不发，跟着领队的人，在后面人的推搡下，机械地向前挪动着灌铅一样沉重的的步子。

国民党乡长陈耀显，这个人是谁？我无从知晓，但从乡亲们神色凝重的脸上，我看出了，他，应该跟我们陈楼有关。待到游行的队伍走过，我终于知道了被游行的陈耀显就是我们村的人。解放前，也就是国民党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年，他做过国民党的乡长。1949年我们当地解放后，迫于政策的压力和求生的需要，他逃跑了，直到前不久才回来向共产党政府投案。论辈分和他的排行，我应该叫他八爷。

那一年的河工工期是一个月，四个周六周日，我每次去河工干活，都能看到八爷狼狈地被领着游遍全公社的河工工地。也就在那年年底，游斗结束的八爷，带着他的老伴、两个女儿、三个儿子回到了我们村。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回来的时候，没有什么行李，只有几个破破乱乱的包包。他们没有房子住，宽厚的乡亲们把生产队的三件饲养室腾出来给他们住。尽管那房子已经很破旧，很不像样子，但他们一家几口总算有了一个可以暂时安身之地。乡亲们从来不嫌弃他，并没有因为他曾经做过国民党的乡长甚至是后来被游斗而看不起他，反而更亲切地叫他“老乡长“。这称呼里既包含着对他曾经官职的肯定和羡慕（毕竟他是我们村做过政府官员的人，也是我们村的骄傲），也饱含着对他的尊敬。于是乎，我对八爷的好奇与日俱增，总希望有个闲空坐下来与八爷好好聊聊，聊聊他过去的30多年里，在那样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是怎样奇迹般的活下来，并且还带有老婆孩子一大堆回归故里的。要知道，那个年代里，我们村里紧紧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踏踏实实干革命的人中，依然有几个男人还打着光棍呢。

终于在一个冬日的周六下午，扛着铁锨的八爷从我门前走过，我赶紧放下饭碗紧跟过去。我们在麦苗刚刚覆过地皮的地里转了一圈之后，八爷选了一处坟地的向阳处坐下，向我讲述了他传奇式的过去。八爷小的时候就开始读私塾，后来步行到许昌读中学。因为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优异，又写得一手好字，被我村当时在国民党军队做官员的陈世猷（蒋介石特别卫队队长，相当于现在的国家领导人的保镖头，后官至南京市副市长，定住北京）看中，1942年大学毕业后被送进国民党黄埔军校西安政治分校学习，后升任国民党营级军官。八爷是我们村除陈世猷的几个孩子外，第一个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人。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部队很多高级官员开始暗地活动，准备向共产党投诚。他当时的团长米南俊也秘密安排下属们做好了投诚的准备。1945年八爷家中老母亲去世，他那样级别的人自然要回家大摆筵席。当时的盛况，我听村里年长的人常常讲起。附近村庄的人，干活收工后，就到他家里随便吃喝，一个月下来，他家里从没有人赶走过任何一个人，尽管来的人好多都不是奔丧而是蹭饭的。八爷守孝百日后赶回部队时，得知团长米南俊已经投诚共产党，就急忙向北撵，追至郑县（今郑州市）没有赶上，就折回家中。当地的国民党政府就任命他做了大乡乡长，管理大林、铜钟、皮店三个小乡。八爷说，在任期间的三年里，他只是做做行政管理，并没有做过具体的恶事。他的手是干净的，因为他知道国民党的气数已尽，不久就是共产党的天下，所以不想也不敢干坏事，做乡长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已。1949年皮店解放，国民党政权倒台，迫于强大的政治形势，为了活命，八爷被迫逃亡。八爷逃走后，他的妻子张氏和一个叫秀林的女儿都被共产党活埋。八爷擦擦流淌在满是沟壑的上的眼泪，泣不成声。“孩子，我们现在坐的这地方就是她们娘俩的坟。”我扶起八爷，知道了八爷从不愿向别人谈论往事的根由，也知道了八爷为啥选这地方坐下，这是对已去亲人的怀念啊。“但我对共产党的政策是坚信不疑的。因为共产党确实解放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活埋她们这样的事，是当时的政治攻势啊。”看着八爷悲伤地样子，我不忍心再将话题继续下去，就陪着八爷回家了。

又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简单地准备了几个小菜，约八爷到我家坐坐。八爷知道我的意思，几杯小酒下肚，八爷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漆黑的夜里从皮店往南，凫水过了淮河，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也不知道哪里安全，他知道每走一步都危机四伏。毕竟那时候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国民党反动分子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要扼杀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共产党的保护工作做得很到位，每一处重要的交通路口都有民兵把守，盘问每一个可疑的过路人。他机智地躲过一道又一道关卡，坚定着一个信念，那就是绝不再为国民党干一件事，但也不能被共产党抓住。因为像他这样的国民党官员，抓住是一定要杀头的。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躲躲闪闪，他到了湖北省黄石市。那里有我们附近村的一个老乡在做新政府的官员，并且和八爷往日里有来往，私交甚厚，是个可以信任的朋友。老朋友深夜接见了他，并给他出点子：一定不能再往政界走，也不能在大城市抛头露面。八爷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在朋友的帮助下，到铁山镇定居下来。凭着他的能力，八爷在黄石市铁山镇做起了小生意。后来生意逐渐红火起来，还买了好几间房子，又娶了老婆，并且生有一女，名叫陈晓林。说起女儿陈晓林，八爷高兴地说，共产党没有难为孩子。陈晓林高中毕业后，考入黄石市钢铁厂，做了电车司机，生活一直很稳定，现定居上海。后来镇上的人发现这个很会做生意的外地人跟外界很少来往，也没有亲戚走动，有点不太正常。那个年代里，只要有人向上级，哪怕是大队队长反映一下，就会马上派人调查你。还蒙在鼓里的八爷像平常一样做着生意，就被两位穿着便衣的人带到了黄石市公安局接受审查。八爷对调查问询一一如实回答。他想全国解放好几年了，他应该能得到政府宽大处理的。出乎八爷预料的是他要押解回河南宣判死刑。就在押解的火车到了紧挨正阳县的确山县境内时，八爷终于瞅准机会，打晕了两个熟睡的押解战士，跳火车再次逃跑。八爷说到这里，一脸内疚，觉得对不起那两个战士。他们一定会因为失职被开除，甚至判刑，一辈子就毁在了他的手上。八爷强调说，他只是不愿意被枪毙，活着毕竟是美好的，尽管这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是那么艰难。八爷不敢向北，越向北离政治中心北京越近，危险性就越大。他再次调头往南，辗转南中国的多个省份，最后在江西的一个很落后的小山村住了下来。他自己动手盖起了一间小屋，开始了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山村小农民的简单生活。可是好景不长，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同样波及到了这个落后的小山村。村民们翻身诉苦，痛斥当地地主恶霸的罪行，八爷却无冤可伸，无苦可诉。村民的眼神告诉他，此地万万不可久留。于是八爷接受上一次的教训，趁还没有人抓他的时候，半夜匆匆离开了他惟一可栖身的小草屋，开始了他的又一次逃亡。八爷呷了一口酒，有些微醉。“孩子，再苦再难，我只有一个信念：活着，好好活着，生活就不会亏待你。”送走八爷，咀嚼着八爷的话语，回映着他面对困难一次次顽强挺过的画面，那些时日，因为某些因素压在我身上的痛苦得到了些许的释放。毕竟我眼前的处境比起八爷当年的困境要好很多很多倍。再一次和八爷坐在一起是我受他的启示，挺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日后的一个晚上，心情不错，还想继续聆听他的传奇。因为南方语言的障碍，八爷又潜回到了河南光山县，这里毕竟是自己的故乡，语言沟通更为方便。八爷说，这次他认真总结前些年的教训，彻底隐姓埋名。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刘常春。——留得青山在，时时是春天。多么坚定的活着的信念！他在生产队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无论是谁分配的活计，无论是脏活还是重活，他从来都不讲价钱，并且干得历历落落。他主动和村民们接触，和他们拉家常，传播一些他伪造的家乡信息。为了防止出现像以前一样村民们怀疑他没有亲戚朋友往来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特地向生产队领导请假，说是回老家探亲。他总是趁这个时候从外地不同的或者固定的邮局往家里寄几封信件。这一招确实很凑效，因为那时的信件是要经过大队才传送到收信人手中的，这样时间长了，村人也都知道老刘的老家就在本地区的罗山县，跟光山是邻邦。后来全国上下开展自力更生大生产运动，八爷所在的大队也要开办自制肥皂厂。生产队领导看他老实，就把他抽调到队办工厂干活。这下不但可以干些轻活，还可以有免费的报纸了解天下大事，尤其八爷最关心的当时党的政策。八爷多长了个心眼，看报纸从不正着看，总是故意把报纸字朝下看。别人说他，老刘，你看报纸拿倒了。他就回答，我也不认字，看着花花的，也不知道那该朝上，那该朝下。就这样，他在光山稳定了下来，娶了妻子詹氏，生育了两个女孩，三个男孩。关于三个男孩的名字很值得一提，老大叫铁城，老二叫铜城，老三叫士城。这名字里的“城”字，实际上是代表他的本性“陈”，铁、铜、士，取牢牢记住，永远不忘之意。即使是在那样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八爷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陈楼的后人！八爷的生活稳定下来，过了将近20年的好日子。尽管八爷做得天衣无缝，但还是露出了许多破绽，尤其是他那做军官的气质，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是难以改掉的。时间长了，在别人看来，他根本就不是一般的农民出身。后来终于又被调查出他的国民党营长、乡长的真实身份。好在此时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的政策有了松动，这回不要枪毙了，但是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常常被抓去批斗游街不断。迫于生活的压力，妻子詹氏带着几个孩子被迫改嫁到邻近的新县泗店公社王楼大队王楼生产队。八爷在辗转的游斗中度过了两年多孤寂、痛苦的生活。因为他老实地向政府坦白了他的一切，争取到了回老家正阳县皮店乡陈楼生产队的许可。八爷先回到原籍接受一个月的批斗，进行思想再改造。就是我前文讲到的在河工工地游斗的情形。那年秋天，一切批斗结束后，八爷突然出现在八奶家里，说明情况后，八奶毅然带着孩子和他一起回到了老家陈楼。“总算活着回到老家了，感到很亲切很亲切。还是老家好啊！”八爷的脸上荡漾着满足的笑容。八爷回来后的生活依然很艰苦。虽然1983年被抹掉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在那个年代里，贫穷依然是农村最实在的名片。为了供应五个孩子上学，为了家里的正常生活，他养过鸭子、种过西瓜、还第一个在我们村开辟种植了桃园；为了大儿子结婚，已经70多岁的他，冬天里赤脚到远在十几里路之外的亲戚家借钱；为了不让孩子辍学，在困难面前，他总是表现出淡定、坚毅、乐观的一面……他常常教育孩子，再大的困难，只要你勇敢地面对，坚信只要活着，就没有翻不过去坎。

1987年，陪伴了八爷近30年的八奶离世了，他的生活从此更加艰难。1990年前后，正阳县委统战部派人到陈楼看望八爷，希望他利用其与国民党的关系做好统战工作。此时，生活的艰辛，岁月的沧桑已经使他高大的身躯佝偻成一张弯弯的弓，伶仃的拐棍支撑着的这张弓再也不能拉满，展现他昔日的威风。他再也没有能力替任何人做工作了。

1999年11月16日清晨，八爷走尽了他坎坷曲折的一生，在“我还想活着”的喃喃声中谢世，终年79岁。八爷走了，他的一生留给我们许多传奇的故事，尤其是他那淡定、坚毅、乐观的性格和“只要坚强地活下去，生活就不会亏待你”的信念，将是我们这些后来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让我们受用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