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过秋天的翅膀

一、广袤田野上的一个粪球

1974年农历七月十三，立秋已过，午后三点一刻。中国太行山下一户人家东厢房的土炕上，忽然就多出了一个光溜溜哇哇哭叫的男娃，男娃身边是一个三十七岁的农村妇人。西天里炙热的阳光穿过斜支起的木格纸窗和垂挂的竹帘，泼洒在土炕的苇席上，泼洒在妇人两只结着硬茧的手上和被被汗水沾湿的发上。层层环绕他们的是四壁土墙，一扇窄门，两扇小窗，院外树上此伏彼起丝丝缕缕的蝉鸣，村里弯曲破落车辙纵横的街巷。十字街口生产队招呼社员上工的铁钟已敲响，村外是望不到头的青绿色的玉米田、棉花地，还有游荡在田垅间暗示一丝凉意的股股热风。

母亲说，那个男娃是我，那个妇人是她自己。

那一年岁在甲寅，是个虎年。那个农历的七月，世界上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埃赛俄比亚革命爆发，中国大陆第一个５万吨级码头建成，中国胜利油田建成。裹挟在这些大事件中同时出生的我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就像广袤田野上屎壳郎滚的一个粪球，意义无限趋近于零。

在我不谙世事的年月里，曾无数次见过那种唤做屎壳郎的生灵，在院外的猪圈边，在村里的晒谷场上，在地头的粪堆不远处。它们皮肤黝黑，身材五短，相貌丑陋。每次我与它们相遇，它们都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前肢着地，后肢吃力地把一个粪球抱在怀中，滚向孤独的远方。终其一生，这就是它们全部的生活内容和身家性命，它们来到这世界的因和果。在一个孩子的世界观里，这是种呆头呆脑、少滋寡味、愚蠢可笑的动物。它们没有好看的羽毛，连叫也不会，连飞也不会，只顾着滚动一个臭气哄哄的粪球。所以有时兴起，我会一脚把它们的粪球踢出老远，任它们惶然四顾，茫然无依。

现在，我久已不见它们沉默劳作的身影，如我已过世的母亲。

我像一个丑陋的粪球，被抱在土生土长的母亲的怀里。我一颗大头，细眉小眼，软沓沓伏在母亲的肩上，哼哼叽叽。母亲生我那年三十七岁，之前她已生过两个女儿。对于旧时农村一个需要生育，而且要必须保证产一男婴的女人，那是一个尴尬而危险四伏的年龄。后来我听说，生我之前，因为不能排除万难生个小子，她遭受了婆婆数不清的白眼和冷遇，为了使我乐于在她肚内坐胎，她捏着鼻子吃过无数不知名的药物和偏方。吃药是要花钱的，如果吃了药花了钱却依旧一事无成，又待如何？于是，经了漫长日月的煎熬，一个农村妇人抱着她新生的儿子泪流满面，在一个秋天，一个沉甸甸的阳光灿烂的七月午后。

有谁说得清为什么一只屎壳郎要那样珍视一个粪球？有谁说得清为什么一位母亲要如此珍视她的孩子？自幼，我是丑陋的，病弱的，母亲养育着我，养育着这世上她唯一的儿子。她往灶膛熬粥余下的火炭里为我埋着一块红薯，要让我上学的路上吃。她用糨子一层层糊着穿破的旧衣裳，把它们粘得又硬又结实，要为我做一双耐穿的布鞋。“妈，我的脊梁痒”，她的手伸到我的背上来，轻轻抚摸，因为不用挠，她的手粗得像锉刀。我肚子痛，她用包药片的小方纸叠成两只小狮子，放在我的枕边，保佑我。她在田垅间忙碌着，在灶台边忙碌着，在洗衣石上忙碌着，在猪圈里忙碌着，秋天一个个掠过了，如飞鸟的翅膀划过天空，不留一丝痕迹，只把她头发由黑染白；而我，越长越大，离她越来越远。

相书上说，1974年出生的属虎人一生得官近贵，财路多招。而母亲说，后晌三点一刻的老虎，正是吃饱喝足睡大觉的时辰，多好啊！她没读过书，是个没文化的人，只将就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辨认月份牌上的初一十五。有些名词她永远记不住，有些情调她永远不懂，更别说通今博古填词作赋听高雅音乐搞曲线救国。然而，现在我忽然觉得母亲说得比相书高明，她的联想合情合理，脚踏实地，不但不市侩，而且很诗意。

或许，广袤田野上一个滚动的粪球，也是一首诗。

二、躺在文化广场的石阶上

2002年农历七月初二，立秋已过，午后三点一刻。四十岁的我，天当被地当床四仰八叉躺在县城文化广场的石阶上。我的上空，秋天如一只大鸟，舒展无边的羽翼，悄无声息地向远方滑翔。我的身边是被人栽植成长条型的小叶黄杨，这些灌木刚被修剪不久，一把刀让它们变得整齐化一，服从命令听指挥。然而，新生的枝叶仍是散漫又执拗，按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向着本来的目标生长。

我躺的位置是城区的心脏，我的身体往北一百五十米是县政府，往西五十米是县城的商业街，往南过一个十字路口是高耸而密集的高层住宅区，往东是一个大舞台，舞台背景是一排大理石浮雕。石头上有一个年轻人拿一把宝剑站在一只公鸡旁边，我知道这人叫祖逖；还有一个老头在画一个圆圈，我知道这人叫祖冲之；还有一个孩子趴在冰面上摸鲤鱼，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他是一个有名的孝子。而这座广场，以前开过公判大会，后来演过彩色周末，现在每天晨昏都有一群老头老太太敲锣打鼓扭秧歌，一群男人女人搂脖子抱腰跳交谊舞。

所有这些都像新闻联播一样在告诉我，这是一座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历史悠久现状良好的县城。然而，我却知道，它只是一个外表光滑油亮的粪球。每逢大雨，低洼处的居民就会在门前垒起沙袋；红绿灯前，常有本该远远停下来的车辆呼啸而过；电线杆上，总有层层叠叠办证贷款出租小姐的要约邀请；高楼广厦的背后，有数不清的低矮破旧的房屋，脏水横流，垃圾遍地；城外的通村公路，已被一堆堆常年弃置的玉米秸、花生秧、蘑菇棒侵占成羊肠小道；那条从城边流过的河早已干涸，河床的沙坑挖得又大又深，像被剖了心的比干。然而，我没有办法不爱这里，就像一只屎壳郎不爱它怀中的那颗粪球，无论那粪球是用猪粪做的、马粪做的，或者掺进了羊粪浓烈的腥膻。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而且必将在这里一场场的秋风里腰背佝偻，步履蹒跚，最后一头栽倒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沉睡，化成一把灰，一块泥。爱这座城是我的命运，这里有我全部的生活内容和身家性命，是我来到这世界的因和果。这些，在四十年前那个秋日的下午已经明晰。

确切地说，我是下午两点四十五分躺在石阶上的。刚躺下时，太阳悬挂在西南方的天上，现在太阳仍在那个方向，只是像时钟的走针向右偏移了十度。闭上眼睛，世界一片鲜红，身下石阶滚烫。三十分钟过后，下午三点一刻，汗水酣畅淋漓，奔涌而出。这种血肉交融的感觉如同与阳光的一次完美做爱，我们肌肤相亲，血溶着血，骨连着骨，只要我伸出双手，太阳就像一个粪球滚进我的怀抱。

我工作的地方是没有太阳的，没有春天的太阳，没有夏天的太阳，没有冬天的太阳，也没有秋天的太阳。那是一座四四方方叠成三层的水泥盒子，太阳像一只犯错的猫，被一脚踢出窄小的高窗之外。端坐在那座盒子里，一切都彬彬有礼，一切都小心谨慎，一切都中规中矩。当空调制冷的灯亮时，就是夏天到了；当空调制暖的灯亮时，就是冬天到了；当空调什么灯都不这时，不是春天，就是秋天到了。所以，下午三点一刻，我躺在了文化广场的石阶上。我躺得姿势粗俗，自由散漫，像一株不符合规定动作需要修剪的小叶黄杨，像儿时躺在母亲蒲扇轻摇的梦乡。

我就是这样生活在一座城中，我的身体在两个世界里交织。一个是暴露在空气中的盒子的世界，我谦卑木讷，弯腰低头，在人们的怠慢和不屑中笨拙地爬行，维持着衣食温饱、心跳和呼吸；另一个是隐秘于泥土中的阳光的世界，我鸟飞鱼跃，舒展怒放，用嗅觉和触角召唤同类，引吸伙伴。我的伙伴很难找到，因为我与这座衣着光鲜的城格格不入，我的怀中总抱着一个粪球。

一阵风拂过，带着初秋特有的凉意。记起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不知道的是，明天的此刻，深爱我的母亲将永远离我而去，此生最后一滴泪水，将从她永远闭合的眼角滑落。

三、摇树术

那一年的秋天，我十岁，我带上了红领巾。老师说，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五星红旗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睁大眼睛，看操场旗杆上随风飘动的红旗，看了半天，没看出我脖子上戴的到底是红旗的哪一角。我心想，革命烈士流得血好多呀，染红了这么多块布，他们一点都不怕疼，我很崇拜他们。一个星期日，老师带着我们去给革命烈士扫墓，我们扫得很认真，墓的四周像屋子里的地一样干净。我们还用卫生球围着墓画了一个大大的白圈儿，就像《西游记》里孙悟空给唐僧画的那样，这样蚂蚁闻见了味儿就会掉头而逃。还有一个星期日，老师带着我们去给军烈属做好事，我们做得很认真，为争着给军烈属家抬水，几个人打了起来，水全洒在了身上。院子里的鸡被我们吓得飞上了墙头，我们又争着赶鸡。这样，我们一下子给军烈属做了两件好事。

我很喜欢我的红领巾，它戴在我的脖子上，像一朵火苗，我喜欢戴着一朵火苗在操场上飞跑。大人们说红色的东西可以辟邪，所以我睡觉也戴着它，这样我就不会做噩梦。从前，我总梦见一个老太太，灰白散乱的头发，尖尖锋利的牙，蹲守在我家的门口。自从我戴上红领巾，那个老太太再也不敢到我的梦里来。

我还喜欢学校，喜欢学校的坑坑洼洼露出白灰的黑板，喜欢学校用砖头和木板搭成的桌椅，喜欢学校全班每天轮流看管的炉火，喜欢学校长着杂草的操场，喜欢操场靠墙栽的那些翠绿的小树。我唯一不喜欢的是学校的校长，只要我犯了错，他就会问我喜欢吃粟子还是喜欢吃大饼，回答粟子他就会用指骨敲我的脑门儿，回答大饼他就会给我一巴掌。幸好，我是个听话的孩子，幸好，不久他就调走了。

那些小树栽在学校操场的四周，它们是一些小杨树。树身和我的胳膊一样粗，树冠已经高过了墙头，风一吹，树上的大叶子就哗啦啦响。秋天里，黄叶掉下来，我们争着去捡，捡几枚叶柄最粗壮的，我们比赛。两个人各拿出一片叶子，套住叶柄，一拉，谁的断了，谁就输。

那个秋天，老师说领导明天要来学校检查。我们很高兴。整个下午，我们都没有上课，在老师的安排部署下，我们搞卫生。我们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小孩，我们都是爱劳动的小孩。教室被我们打扫得不见一片纸屑，桌凳被我们擦拭得一尘不染，操场上边边角角的荒草被我们一株株连根拔除。我们一桶桶抬水，去泼洒操场上的扬尘。汗浸湿了我们的头发，一道道流过我们的脸颊，我们都变成了唱戏的小花脸。

最难办的是那些小树，刚把树下的落叶扫干净，一阵风过，就又有几片不听话的叶子从树枝上飘下来。不知是谁的主意，我们开始摇晃那些树。几双小手抓住树干，拼命地摇，尖叫着摇，我们要把树上将落未落的叶子全都摇下来，好让明天来的领导看见一个干干净净的校园。树叶纷纷扬扬地落下，落向我们的头，滑过我们的肩，在我们的脚下厚厚堆了一层。天快黑了，但我们欢呼雀跃，我们圆满完成了老师布置的劳动任务。

第二天早晨上学，母亲给我穿上了最干净的衣裳。走进学校，小杨树的枝上光秃秃，树下干干净净不见一片落叶。老师站在高高的讲台上，说领导很忙有许多大事要办，临时决定不来我们学校了，同学们咱们接着上课。

下课了，我们去找树下的落叶用做游戏的道具。学校被我们收拾得太干净了，一片叶子也找不到。

四、我们都是爱工作的小孩

今年的秋天，我四十岁，是一个上班族。躺在县城文化广场的石阶上，我不是来做日光浴的，现在是工作时间，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个地点是我的工作。昨天今天和明天，我都得从平时上班的水泥盒子里走出来，走到阳光下。我之所以会在阳光下工作，是因为领导告诉我们会有大领导来县里检查。

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平日里街道的卫生由环卫工人负责，但每有大事——比如上级领导检查——环卫工人的力量就会显得严重不足，就需要我们全体出动，分包路段，确保领导可视范围内市容整洁美观。由于上级领导都是热爱工作的人，每年都有很多种检查，所以我每年都有很多次机会混入环卫工人的队伍。（当然，我还有很多次机会混入很多种队伍，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服从命令热爱工作的小孩）我躺在这里，是在等我们股的四个人在这里集合，然后开始今天下午的工作。

我本来是应该站着或坐着等的。在我工作的地方，你可以站着坐着什么事都不干，这不算违纪；但如果你躺着，即使是日理万机，也是绝对不允许的。不是你的行为错了，而是你的姿态错了。我们的理论是：姿态的正确性决定行为的正确性。我之所以躺下，一是因为受了阳光的引诱，二是因为我等的时间太久了。我们是说好两点半在这里集合的，我已经等了四十五分钟。四十五分钟过后，我的腰有些酸，腿有些疼，于是我采取了一种又舒服又危险又浪漫又无赖的姿态，躺在了街边文化广场的石阶上。

我们分包的路段，平日街边是有许多小贩的。他们有的卖菜，有的卖花，有的卖煮玉米煮花生，有的卖炸臭豆腐麻辣烫，有的卖金鱼巴西龟，有的修锁配钥匙，还有一个修鞋摊——一个戴大眼镜的老头用他一双粗大的手整天修鞋。今天，街边很清净，他们一个也不见。我还知道，他们是从昨天不见的，明天也见不着他们。他们被要求三天内不准出摊，只有这样街道容貌才能保证不脏不乱，领导路过时才不会闻到炸臭豆腐的奇怪香气。这些小贩碰巧也都是热爱工作的人，让他们休息三天，他们显得极不情愿，一边收拾摊子，一边嘟嘟囔囔。但不情愿也是白搭，领导要来检查工作，谁也挡不住。

三点半，我们的人到齐了，工作正式开始。我们先是用笤帚把人行道认真地扫一遍，捡起丢在地上的香蕉皮、饮料瓶、宣传单、烟头，有时还捡到一毛钱。然后清理行车道。不知什么时候，这座小县城多出了这么多的私家车，上下班的高峰期也开始塞车了。我们每人拿一个大垃圾袋，穿梭在轿车、面包车、三轮车、自行车中间，它们有的停放在路边，有的在路上跑，有时轱辘底下会有半个鸭梨，有时从车窗里会扔出一个空烟盒。有一个白色的空塑料袋在风的吹动下横穿马路，然后进了一个胡同。我在后面紧追不舍。塑料袋拐一个弯，在我的视野里消失。

我听见身后股长在叫我：别追了，这次领导不查背街小巷。我装作没听见，我必须擒获这个袋子，因为我是个爱工作的小孩，因为擒获这个袋子是我所有工作里最爱干的工作。

五、一枚秋天的苹果

高二那年，一场莫名其妙的病俘获了我。我退学回了家。

一只鸟本来飞得好好的，翅膀忽然就莫名其妙地断了，我变得忧伤而狂躁，看不到前方的路。有时我一整天都躺在炕上，眼盯着屋檩，一句话也不说，有时坐在院中大声念一本英语书，直到嗓子沙哑。看到一只生完蛋的母鸡站在墙头骄傲地咯咯嗒嗒高唱，我会愤怒地抓起一块石头把鸡打飞。

母亲在我身边沉默地忙碌着。

从记事起，母亲就是个习惯沉默的人，现在想来，这应该和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有关。旧时的村子里，外出打工的男人极少，封闭的生活状态让男人们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一个家里没有男人的妇人，是弱小的，被轻慢的，孤独的，这让母亲很少说话，也很少笑。而因了我的病，母亲的沉默更深了。

她动用了她所有的力量和途径，为我寻医问药，常年不曾往来的城市远房亲戚也被她想起，母亲托人带我去遥远的地方，寄宿在那些亲戚家里，等待挂一家医院的号。当所有的努力都不见成效，母亲开始相信冥冥中未知的神力。风水先生来了，于是院中的大槐树东边又多了一棵小槐树，西边通往老宅的侧门被砖封死。看香算卦先生去了，夜深人静，母亲点燃一叠黄纸做的符，嘴里轻轻祷念。

那年秋天，她去了邻县的一座山。那是一个很远的地方，交通不便，她又不会骑自行车，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去的。那座山里有一座庙，庙里供奉着一位叫老奶奶的神仙。她去烧香，拜神。经了漫长的奔波劳苦，母亲在暮色中回到家，为我带回一个苹果。

那个苹果被包裹在母亲的手绢里，色泽青白，拳头大小。她知道莽撞的我是不信神的，所以用她的微笑和轻言细语强迫我吃下。苹果又哏又涩，这是一枚还未成熟的秋天的果实。当时的我，只是觉得被欺骗与愚弄，被母亲，被神。现在想来，这恐怕是世界上最贵的苹果吧，母亲用一筐苹果的钱换回了它；这恐怕也是世界上最重的苹果吧，一枚小小的青涩的果实，用来承载着深奥的神旨和母亲巨大的期望。我吃下苹果的那个夜晚，母亲睡得很香。

后来，也许是由于我的不信，神没有搭救我；再后来，我的病就像它莫名其妙地来，又莫名其妙地去了；再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儿子，渐渐懂得了一些事情。我告诉儿子牛顿和苹果的故事，却把母亲和苹果的故事深深藏在心里。

六、一个走过广场的女人

躺在文化广场的石阶上，我还看见过一个女人。

那时的广场空空荡荡，阳光眩目，热气蒸腾，每一块石板都浸在热辣辣的光里。一个女人，像一枚熟透的苹果，裹在粉红色的短裙里，从广场的东南向西北横穿而过。她步态优雅，装扮入时，肩上挎着一只精致的包，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体面的人。

走到广场中央的地方，也许是视野里的空旷无依，也许是脚下泛起的热浪，让她的步伐频率明显加快，有一点心浮气躁，有一点慌不择路。她的腿圆润丰满，大概是走得快了些，裙子的底部向上稍稍纵起。我看见她停了脚步，弯下腰身，用两只手向下拽裙子的边缘。她不会知道，在她低头弯腰的那一瞬间，衣领低垂，袒露给世界的是文胸里的两只洁白的、被珍护的乳房。

女人挺起身，越走越远，渐渐消失在秋天明明暗暗的树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