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舌尖儿上的白皮书

童年：植物采集者＋昆虫、鸟类捕食者

小时候，我是个挑食的家伙。当时食物缺乏，再加上这不吃那不吃，能吃到嘴里的正经东西就很可怜。我喜欢吃鸡蛋，有时急于求成，会把手指伸到母鸡屁股里探究一番，由于情节恶劣，被大人撞见准是一顿臭骂。相比之下，我的朋友老虎就很文明，他总是目光慈祥地守在鸡窝旁边，只要那鸡生完蛋一离开，他就下手把蛋磕开一个洞，缩着脖子吸光里面的蛋清和蛋黄，一边把蛋壳原封不动地放回去，一边吐字不清地向我传授经验：“热乎的，好吃！”

我总热切盼望去十三里之外的姥爷家，因为去了可以吃上红咸菜、豆腐，还有吊在房梁上的玉米面饼。咸菜腌在一只大酱缸里，红彤彤的通体透亮，吃在嘴里很脆，还有一股酱香，喝粥最好；那里的豆腐不论斤卖，而是论块儿，块儿又太小巧玲珑，总让我恨得牙根痒痒；玉米面饼一烙就是一摞，飞薄，永远那么脆，之所以吊在房梁上，大概是便于共同监督，当然这是我成年之后的想法，当时我的主要想法是愤怒于房子盖得太高，炕又搭得太矮。

姥爷有时会带我去三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赶集，他骑一辆和他差不多老的自行车，把我放在车子的大梁上。一路上我总是提心吊胆，因为车子总是东倒西歪，我担心他的老胳膊老腿会在某一刻忽然失灵，把我们一起扔在烂泥里。我之所以豁出命去坐姥爷的车子，是因为到了集上会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儿，外加一个芝麻烧饼。我很爱姥爷，因为他很爱我，还是村里的厨子，在我童年的梦里，这是一个伟大的职业。

关于吃，我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小时候，我正经东西吃的少，却没有被饿死，是因为不正经的东西吃得很多。在植物方面，一群土孩子去地里打猪草，碰见好吃的猪草，总要往嘴里塞，先满足下自己的口腹之欲。我们从没有怀疑过猪吃的野菜人也能吃，现在这样说好像当时我们的境况很悲惨，让人联想起《武家坡》里的王宝钏，其实事实恰好相反，那时的孩子很快乐，天天都能到大自然的怀抱里撒泼打滚儿，如今的小朋友听了会羡慕死。吃草只是为图个新鲜，地里的茄子熟了，我们就摘茄子，黄瓜长了，我们就摘黄瓜，胡萝卜拔出来，衣服上蹭去泥，“咔嚓”就是一口。土豆、玉米棒子、黄豆、红薯，都可以烧着吃，我的同伴里很有些烧烤方面的专家。生产队时，大家还不知道化肥为何物，所以玉米杆长得都很苗条，并且有的很甜，可以撅下来当甘蔗吃。当然，获得所有这些美味的前提是——不要被逮着，否则就会很倒霉。

动物方面，夏天里我以昆虫为食，在我的人生经验里，我吃过蚂蚱、蟋蟀、蝈蝈、螳螂等许多六条腿的东西，一般都是放在灰里烧，因为这样省油。如果大人偶发善心，在油锅里煎一下，香气会证明巴甫洛夫定律，虽然我并不认识这个俄国佬，但并不妨碍他的理论在我身上得到反复验证。据说蝉的蛹很好吃，但当时没人这样告诉我，全被我挖出来喂了鸡，现在每每想起仍是悔憾。冬天到了，草木凋零，昆虫绝迹，我们于是吃麻雀。在逮麻雀这件事上，我们也尝试过鲁迅小说《故乡》里润土的法子，支一个筛子，拴一条绳子，地上放些吃的，等麻雀前来上当。但麻雀很精，结果往往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效果并不好。最好的办法是晚上登梯子爬高拿手电照住麻雀窝，伸手去掏。小学里每班生着一个高灶，把麻雀身上糊一层泥，放在火上烤，烤熟了麻雀毛会和泥一起脱落，后来等我有了学问才知道，我们竟无师自通学会了叫花鸡的做法。从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视角看来，当时的我们手段残忍，缺少博爱，是些滥杀无辜的坏蛋；从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视角看来，我们整天烧烤，烟熏火燎，严重污染空气。但另外一种解释是，如果一个人一年都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对于他，什么主义都是一句空话。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我的童年伙伴占良是一个特例，他总从墙上抠墙皮吃，这就既符合动物保护主义的要求，又符合环保主义的要求，可以作为一个模范典型在全社会推广，或者作为一个圣人供大家膜拜。但不幸的是，后来的医学证明，这小子之所以那么干，是因为体内严重缺锌。这件事告诉我，所谓模范典型和圣人多少有些靠不住的地方，或者至少不像理论上和报纸里说的那样崇高。

在吃这件事上，七十年代的农村孩子很能明察秋毫，一个饼子掰两半，看一眼就知道哪块比另外一块更大一点。古人说，读《诗经》能多知草木鸟兽之名，却不知饿肚子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不信你问现在的孩子油葫芦是什么动物，他唯一的答案就是冲你翻白眼，而我却知道的清楚，不仅知道它的体貌，而且知道它的味道。对于吃，我们那批人都是勇猛的实践者，资深的鉴评家，知道什么草好吃，什么草不能吃，何种玉米杆是甜的，何种却苦的要命，大肚子的母蝈蝈要比瘦小的公蝈蝈好吃，因为它的肚子里全是籽。既然是实践，就难免有失败的例子。比如我们村西有一片荒地，那里能捡到莲子——据此可以知道，那地方原先是一片水塘——有个哥们把捡到的莲子放在嘴里咬，嚼了第一下感觉有些软，嚼了第二下感觉味道也不大对，深思良久，明白了放进嘴里的不是莲子，而是一粒羊粪豆儿。这两样东西在土里都黑乎乎、圆滚滚，所以需要舌头的帮助鉴别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再比如另外一个哥们把一种叫做药国丹的野果当成花生入口大嚼，导致面部神经麻痹，光张嘴却说不出话，我以为中国的卓别林就要诞生了，谁知睡了一宿觉第二天他又好了，让我的梦幻成了泡影。

美国人斯塔夫理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里说，农业和畜牧业没有形成以前，最初的人类是一群植物采集者、昆虫鸟类捕食者，现在的某些部落里还保存着这样的生活方式。做梦做迷糊了，我就会疑心这是在说我和我小时候的同伴，是在抹黑中国，出于对此人的义愤，我睡觉落下了磨牙的毛病。有个医生居然说我这毛病是因为肠胃功能不好，就凭这一条，按照我们的逻辑，这医生就是个标准的卖国贼。

少年：弱肉强食者＋巧取豪夺者

虚岁十三，我考进了二十里外的县一中。那学校初中和高中在一起，有一两千人，比我们村的小学大好多倍。校园里有一排排的泡桐树，还有好几棵大合欢树，开出花来，一个淡紫，一个嫣红，很美。我们县政府门前原先也有两棵很粗的合欢树，前两年，据说某领导政务之余夜观古书，因书上载明合欢是古时候妓院里才有的树，于是命人将树连根拔起，以免坏了政府的名声。如是想来，现在也不知道母校里的合欢树还在不在，毕竟学校里的领导也是有行政级别的，况且文化人又最重名节。虚名之下，必有冤鬼，这都要怪树自己不好，而不能证明领导不懂风情。而无数事实都在指向一个事实，这世界上最懂风情的人就是领导。

言归正传，接着说吃。八十年代初，在外边吃饭是要粮票的，粮票又有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之分。我父亲虽然在上海工作，但他却只能省下上海粮票给我，这就需要我们家再把上海粮票换成河北粮票，不够的就得花钱去买。幸好我们村有人在县粮局工作，靠了他的关系，我父母为孩子囤积了很多河北粮票。大人们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一个道理：粮票就等于粮食，家中有粮，心中不慌。谁知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硬道理管着软道理，忽然有一天，粮票不流通了，所以现在还有好几百斤粮票半死不活地放在我妈的箱子底。我很想问问我妈，为什么当初买这么多粮票，而不买一点股票，否则放这么多年，该多高的回报率啊。后来想想，把话又咽了回去，没敢说的原因大概你也猜得出。

上面说到我父亲，这里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他之所以能到上海工作，不是因为其人志存高远，一心想建设伟大祖国，而完全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急了眼，从家里跑掉，正好在火车上遇到招工的官差，才有了一个国家工人身份。我没挨过饿，而饿死人的事，他很知道些，所以我认为关于吃这件事，他比我更有发言权。当然，依此推论下去，那些被饿死的人会成为发言的最高权威，只可惜他们已经死了，无论想说什么，都再也说不出口。

有了粮票，还要到学校食堂管理员那里去换饭票。当时的置换比例是这样的：十斤粮票，再加十元钱——这是粮食的加工费，以便让小麦变成馒头，玉米变成稀粥——可以换到七斤细粮、三斤粗粮的饭票。我二姐比我早生几年，她上学时换到的饭票粗、细粮也是三七开，不同的是粗的占大头。虽然在粮食配比上，与二姐那茬人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经得到充分体现，但每当周日返校，捏着刚换来的那一叠饭票，我仍会悲从中来。问题只有一个，大锅饭太难吃了。

学生食堂在操场的西面。隔着打饭的小窗口望去，里面有一口巨型的大锅，那是煮粥用的，锅里斜插一把铁锹，那是搅粥用的，锅旁站两个满身油腻的人，那是炊事员。我们的主食只有两样，玉米糁粥和刀切馒头。我们的菜倒很丰富，土豆熟了就猛吃土豆，茄子熟了就狠吃茄子，一吃就是十天半月，到了冬天总有吃不完的白菜和粉条。还有一种蔬菜天天见，那就是咸菜。粥盛到饭盆里，一律上半截是水，下半截是糁子，孰轻孰重，一目了然。馒头一上手，有时很硬，那是风干的缘故，有时捏着很有可塑性嚼起来很有粘稠度，那是不熟的缘故。做得最好的是菜，总是在一汪清水里飘着，吃完绝不会血脂升高，看看好心的厨师，就会怀疑他把油全抹到了自己身上。难得一见的是肉，偶尔惊鸿一瞥，肉上十有八九会附赠一个母猪的乳头。听说，有人在粥里竟然吃出半个老鼠尾巴，从概率论出发，以这人的运气，现在玩双色球一定能中大奖。

每当老师一声“下课”，众人各抄家伙，蜂拥而出教室，个个如脱缰的野马，狂奔向打饭的小窗口。之所以没命地跑，是因为饭口只有两个，一个卖菜，一个卖饭，晚到一步，不是没饭了，就是没菜了，要不就是两样全没了。当然，这样说也有不尽公允的地方，因为无论你见或不见，咸菜就在那里，不来，不去。

上千人全想第一时间站在饭口前，这就不仅考验你的速度，还要考验你的力量。没人排队，也从没老师要求学生排队，办法只有一个——挤。伸长胳膊，横着膀子，梗着脖子，野蛮就是王道，不仅要进得去，而且要出得来，并且要端着满满一饭盆粥出来，这就使打饭不仅涉及到速度和力量的问题，还要涉及到平衡的问题。有时离突围只有一步，却一失手成千古恨，再低头已粥满身，只好一拔马又杀将进去。把粥放下，再去卖菜的窗口，又是一通厮杀。初一刚入学，个子小的同学被挤在人堆里大哭，但日久天长，所有人全成了长坂坡里的赵子龙，能抖擞精神杀它个七进七出。我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很快我们就懂得了贴着墙挤要比正面挤更省时省力，把馒头用筷子串成一串比散拿着更不易落地，我与其他三个家伙还组成了一个联合体，两人一组，一组打菜，一组打饭，一个在内挤，一个在外接，于是事故率大大降低。对于我，这世事最悲惨的事不是挤不进去，而是历尽千辛万苦挤进去之后，面对你的只是一盆咸菜。在我的人生中，这样的事反复出现，几乎成了我命运的一个隐喻。

学校里，当然也有文明人吃饭的地方，那就是老师的小食堂。那里人又少，窗口又多，从来不挤，即使你最后一个去，也能吃到真正的好饭。但只有老师和老师的子女才可以到小食堂吃饭，因为那里的饭票和我们用的不是一种样式。当时，我已读书多年，深明礼仪，所以丝毫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反觉得天经地义，只是拼命羡慕，并且立志要考取功名，希望长大混个老师当。后来学业半途而废，当老师无望，才渐渐对特权与专制心怀怨恨，落入帝国主义的思想陷阱里不可自拨。

岁月如流，借着改革开发的春风，初三时学校里已可以买到袋装辣酱，夹在馒头里大嚼，为我青春期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高一时，学校门口出现了一个油条摊，全学校吃疯了。那一年，我们到学校所在村的理发店理发，那个胖嫂用洗衣粉把我们的头发洗得又光又亮，后来传言校门口的油条也是用洗衣粉发面，说这样可以让油条更丰满。小学课本告诉我，猪的全身都是宝，现在我才知道洗衣粉更是神勇广大，既可以洗衣服，还可以洗头，更可以炸油条。一切都在证明，科学技术真是个好东西，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谁说不是呢？

初中高中六年下来，一切都在发生神奇的变化。由于打饭时日复一日的速度、力量、平衡感训练，男生十有八九行动迅捷，满身肌肉，女生个个走起路来风摆杨柳，顾盼生姿。偶尔看见个把排骨男、臃肿女，大家一定满怀嫉妒，猜想他（她）是小食堂的食客。

为了获得更好的食物来源，我们当中还孕育了一些异类精英。比如我们班有一位阿Ｍ，此人工书善画，还自习篆刻，仿制小食堂饭票达到了乱真的地步，故而能时不时混到老师食堂开开洋荤。再比如我们班还有一位小Ｌ，刻苦钻研抓鸡使鸡不叫的办法，终于在某晚功成，把抓到的鸡拾掇干净刚要下锅，不想保卫科的老师适时出现，鸡被没收。到如今我想了半辈子还没想通，难道保卫科的老师一直耐心躲在暗处等小Ｌ拔毛么？

成人：被逐渐绑架者

1993年，我告别庄稼和田野，成了办公室一名工人。那是县城里一家生产水泥预制板的国营小厂，西面有三排低矮平房，往东是铺着铁轨的卷扬机沟、工作台面、砂石料场、水泥库和钢筋加工车间，空地上堆满一摞摞已经成型的水泥预制板。那些板很硬，抚摸着它们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冷漠无情；板外伸出来的钢筋很扎，划过衣服就是一道口子，让人心疼，划过皮肤也是一道口子，让肉流血；振动器一开动，你就必须闭嘴，因为无论你说什么别人都听不见；卸完一车水泥，你的胳膊就再不想拥抱任何人，即使她美若天仙，当然任何人也都不想拥抱你，因为你呼一口气都会有水泥在空气里跳舞；我们灰头土脸，汗流浃背，用一种两头有钩子的铁车（当然，轮胎除外）把一吨多重的水泥板从工作台上推下来，再用小吊车一块块码好；我们青筋外露，气喘嘘嘘，把一车拌好的混凝土“咣当”一声倒进振捣模，抹一把汗，小跑着回去推下一车。

那不是个吃喝玩乐的地方，却总是让我怀念。怀念我们毫无等级差别的集体劳动，工人是苦力，会计是苦力，副经理是苦力，总经理也是苦力。在那个忙碌的地方，游手好闲的人是可耻的，干活是我们的主业，本职工作是我们的副业，我们敞开喉咙笑，扯着脖子唱，快乐在劳累中冒着泡；怀念我那台老四通打字机，它吱吱呀呀，慢慢吞吞，让我急不得，恼不得；怀念平房阳台花墙上那些花花草草，枝枝杈杈，没心没肺，开着，绿着；怀念那狗窝一样的集体宿舍，几个臭小子，每人一又臭脚；怀念和另一位伙计蹲在卷扬机沟边，撅完一瓶二窝头，然后一醉不醒；怀念一封封信，像一只只鸽子，飞临我的窗台；怀念我的青葱岁月和那流水落花、困兽犹斗的爱情。

我们宿舍在三排平房最后一排，隔壁屋子就是食堂。炊事员老李，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长着一个核桃样的脑袋，时常双眼紧眯，满脸坏笑。中午有领导吃饭，他既舍得放肉，又舍得放油，早晚只有我们几个小年轻吃饭，他就闷饼，闷饼，重闷一下上次吃剩的闷饼。我们也不是省油的，经常大叫：李师傅，五大盘闷饼。等他做好了叫人吃饭，毛都不见一根，气得他敲锅打碗。

为了逃避闷饼的追杀，我们四处流窜。有时去吃刀削面，我们坐下片刻，那长条形的桌子上就会迅速出现一大排狼吞虎咽后的海碗；有时去吃包子，我们坐下片刻，那圆形的桌子上就会迅速出现一大摞风卷残云后的笼屉；有时去吃老豆腐油条，我们坐下片刻，那作为调料的韭菜花、蒜泥和香油就会大量消耗。那些小吃摊的主人一见我们就会眉开眼笑，日子长了亲如兄弟姐妹，坐下即觉温暖。当时我非常自信地认为，即使兜里一分钱没有，十天半月，绝对可以照吃不误。多年后一个冬天的傍晚，当年开小吃摊的一位二嫂还记得我，送我孩子一块烤红薯，捧着它，热乎乎。

说实话，我是个对年月日极端糊涂的人，高中时当历史课代表，全班平均成绩九十多分，我却因为记不住安史之乱是哪一年，辛亥革命又是哪一年，考了个不及格，把年轻美丽的女老师气得流眼泪。每当和老婆一起回忆往事，我总是要说“有一天”如何如何，否则只要一确切，必会引起对方的嗤笑，说我时空错乱。我不记得究竟从哪天起我告别了玉米面，从哪天起我的工资从150涨到了420，从哪天起我从一个傻小子变成了一个半老男人，从哪天起地上冒出了那么多的饭店、洗头房、歌舞厅、网吧、大药房、美容院、红绿灯。忽然有一天，在一家饭店的包间，我拿起菜谱为领导安排饭菜，说：不能让领导适应我，我应该主动适应领导。副经理点头赞许，总经理微笑示意，我脸上谦恭诚恳，心里空空荡荡。大概是从那一天起吧，我成了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后来，我的工厂改制了，我从国企工人成了私企工人；后来，我进了一家事业单位，从私企工人成了事业工人；后来，我进了一家机关，从事业工人成了机关工人；后来，就到了现在。

早已离了工厂，却仍是工人身份，我知道这很有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我至今仍然闹不懂，为什么一个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身份就会当然的成为干部，由组织部门管理；一个农民（对了，我还是农村户口，是个不种地的农民）即使在机关干到死，身份仍旧是个工人，由劳动部门管理。为什么同样是干了一辈子，退休后工人和公务员的工资就会差出一大截。当然，这样的疑惑还有很多，如果每有一个疑惑就拔一根牛毛，那牛就只有祼奔。

虽然不是组织的人，但组织是不会忘记我的，如果干了无组织的事，组织会毫不留情地把我处理掉。所以，一想起组织，我就会心生酸楚，眼含热泪。

关于我吃的生涯，似乎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又生猛又神勇，欲望像高压水枪，想吃的东西太多，可惜吃不到；现在已经过渡到第二部分，人也像某个部位一样，由硬邦邦走向软沓沓。饭像一个妓女，花枝招展地朝我招手，我却没有胃口。人说中国人是从食品安全问题普及化学知识的，这片土地真变得如此不堪吗？

电视和报刊上，一切都在娱乐化；穿行于论坛网页，总是满目风花雪月；看看身边的面孔，一个个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大到国际国内，小到吃喝拉撒，人们可以编出无数的段子冷幽默一把；这片土地上不存在任何严肃的话题，严肃成了会场上的表演，舞台上的作秀；别跟人谈人生，谈理想，谈忠诚，谈责任，神马都是浮云。我就这么飘飘悠悠，忽忽悠悠，晃晃悠悠地过着，似幻也似真，似醒也似醉，觉得心里没着落，就去喝个酒，打个牌，泡个网，逛个街，找个女人玩个游戏。是什么把我的信仰偷走了？是什么把我的激情偷走了？是什么把我的真纯的快乐偷走了？有时，我像注了麻醉药，有时，我像吃了兴奋剂，有时，我莫名的沮丧，有时，我回头一望，只见一片苍茫。

写到这里，忽然丧失了叙述的兴趣；况且，以后的事，你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