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的亲身经历说“腐败”

“十八大”胜利闭幕了，全国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可也有人心存忧虑，不外乎贫富不均和贪污腐败两桩心事。平头百姓么，心里装的也只有这两件事。

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平头百姓，一个退休十八年的基层电力部门高工，贫富不均没有给我黑窟窿钻，不便细说。那么，贪污腐败又会给一个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设下怎样的圈套呢？

大约是一九八六年吧，改革开放七、八年的光景，我是某地区二级单位市供电局的技术负责人，没有实权，但是手里掌握着大修和改进“两项工程”费用。每年造计划由省局审批拨款，总在四十万左右，每年有结余，总共积累了近八十万，为新建一所开关站筹集资金。这笔款项没有我的签字任何人不能动一分钱，可我怎么使用也没人管，因为这是技术上的事，全市电网的安全可靠全在这笔费用上。

那一年市里正在修沿江大道，30米宽，2.5米深，埋下1.5米粗的下水管道，上面铺混凝土60公分。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改造滨江公园的路灯工程，把电线杆子全部拆掉，改成电缆供电和装饰灯。很明显，主干电缆是要过马路的，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自备材料和人工，随着马路施工铺设，一切顺利。

市政和电力虽是两个不同的部门，但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为市里的建设服务。所以两个部门历来关系密切，这一次工程也给了很大支持。可是过后不久，我单位的施工队长李某给我拿来了市政的一份“施工预算书”，很详尽，字体也很工整，一看就是出自内行之手，连汽车启动/时和临时工棚都造进去了，工程内容是修好的马路，按照上述所说的数据破两米宽的水泥路面和挖土，然后再如数回填和重铺混凝土路面，连工带料总造价是12万元。牙齿好深！

我一看就明白了，这是要钱来了。你借别人的施工之便进行了自己的工程，无疑节省了开支，总要给别人点回报吧？于是我说：“预算书就不要了吧，我已经在电缆工程的预算里留出了一万元协作费。”李某吞吐地说：“那一万块钱是留给你的。”

见怪不怪，我给你12万，你返回我一万，顺理成章。可是我不要。说：“你去跟他们说，一万块钱不少了（当时从武汉到北京硬座火车票价才18元），我明天就让财务划拨一万元税后奖金。”李某仍然吞吞吐吐地和我讲了一大堆硬道理，说是回去还要和他们商量商量。

过了不久他来给我回信，说是给我两万。我顺着他的话说：“好吧，我也给他们两万，再多一分钱也有了。”由于我态度坚决，他也没说什么，从此再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大约过了三个月，快到年终了，一天我按时下班，下了楼正遇上李队长和市政公司的现场施工负责人小赵，很客气，又是寒暄又是握手，说是搭便车顺路送我回家。

局门口停着一辆日本蓝鸟牌小轿车，我说不用，你们去忙你们的吧，我离家没有多远。小赵说：“顺路么，从您家门口过，您总是这么客气。”我再三推辞，结果还是被两个人架着膀子“扶”上了车。岂料到，一下子把我“送”到了中山公园的环翠酒楼。

这家酒楼就在公园院内的大门口，是原来的室内花房改建的，十分豪华，是当时市里数一数二的饭店。我被死了硬拽上了二楼，进门一看不得了！人家是在搞年终会餐，七、八张桌子不少的来宾，其中最熟悉的是城环委的赵老总，还有我们局的两位工程师，却没有我们局的领导。看样子是走不掉了，既来之则安之吧。更没有想到的是，从赵老总到小赵，城建系统的头头脑脑们，还有李队长和我们局里的两位工程师，一个劲地给我敬酒，推杯换盏，斛光交错，闹得不亦乐乎。由他们一带头，那些素不相识的漂亮女士也跟着你一杯我一口地给我“敬”起来。酒至半酣，我心里还明白，想：“不就是少给你们十万块钱吗？这下好了，那两万我也省下了。你们这是把我朝死里整，喝就喝吧，了不起钻在桌子底下去，绝不会向你们求饶，一求饶就说明我错了。”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少说我一个人对付了四十个人，最可恨还有我们局里三个吃里爬外的，又是白酒又是红酒又是啤酒又是饮料，醉得一塌糊涂，几乎把命搭进去。

我在家里睡了三天两夜，第三天酒醒了许多，躺在床上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给你们来个“猪八戒摆手——不伺候猴”，我不干了！但我不停薪留职，不下海，只辞掉技术负责人职务。

那个思想斗争可就叫激烈。那年单位上正评高工，百年不遇，我的材料都报上去了，论职务排位，单位上只有一个名额，我是鸡蛋掉进臼窝子里，十拿九稳。如果我一辞职不干，这个名额就会旁落他人，这样一来我多年的努力就会付诸流水。再说，我辞职不干也没有充足的理由，我的工作能力是公认的，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不能把这次灌醉当借口，这会给别人的脸上抹黑，更不能说我看穿了许多问题，似乎又有点夜郎自大。那么干得好不得，我凭什么把这顶“总工”的帽子甩掉呢？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找领导。

那时的党政一把手姓谭，从县局调来不久，平时很少接触。那天我走进书记办公室，谭书记正在主持一个小型会议，见我进来说是暂时休会，要和我先谈谈。我坐下来向书记做了思想汇报，只强调我的社会活动兼职太多，在市科协我是基层学会的负责人，在市科委我是软科学调研室的成员和一个科研所的主持人，在市文联我是业余创作组的圈内人士，这些兼职都是要经常活动的，也都是领导把我推举出去和支持的。可是我的主职任命不在市局而在地局，于是谭书记答应我向地局领导汇报研究再做决定。

其实谭书记心知肚明，很多事情他都看在眼里，没过多久我的请求被批下来了，在市局虚设了一个办公室，由二楼搬到三楼，门口钉了两块牌子，“企业管理办公室”和“学会办公室”，另外配了一个刚调来不久助手。第二年开春，正赶上市里各区组建区政协，我又被推荐到区政协任常委，担任了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当年晚些时候我被评为高级工程师，从此我把副业当主业，主业当副业，内外兼顾，展开翅膀翱翔了八年，为市里和单位做了不少看来是无法完成的工作，彻底地钻出了“黑窟窿”。

不是说我有多么高尚，多么廉洁，这和一个平头百姓毫无关系，而是说我求得了心安理得和为老婆孩子保平安。

转瞬二十五年过去了，回想起那一段时光仍然心有余悸，假如我接受了那两万块钱，有了初一就不愁有十五，说不定也会滑到贪污腐败上去，即便不触犯法律，也会良心受一辈子谴责，对我的子孙后代也无法交代。绝不会像现在这样，过着清逸安详的生活，享受着宁静致远的心态，甚至退休以后写了十余部小说。

注：这段经历为我的长篇小说《溪水无恙》积累了大量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