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相伴的日子

我高中毕业时，已是大集体的尾声。白天，起早带晚与村民们一起下田劳动；晚饭过后，躺在床头，在浑黄的油灯下翻看几页小说后，便钻进被窝睡去。日子过得单调无味，心情也一点点地郁闷起来。

大队支书去田里检查生产时，常揣着一台袖珍式收音机。每当收音机里飘来悦耳动听的声音，羡慕之情便油然而生：要是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收音机，那该多好！

我的心思被母亲知道了，没多久，母亲就跟亲戚要了一台半新的收音机。燕舞牌，银灰色，巴掌大，可以放在口袋里。只是外壳有了裂缝，像个病号，成天用白色胶布缠着脖子。

有了这台收音机，我的心情一下阳光起来，生活也涂上了斑斓色彩。

尽管上工很早，但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收音机，听《早间新闻》，赏《每周一歌》。那时，流行歌曲开始走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设的《每周一歌》栏目，每天早上六点多都会播放同一首歌。像《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十五的月亮》、《在希望的田野上》、《太阳岛上》等等，都曾在《每周一歌》中播放过。一周听下来，基本上就熟悉了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收工的路上，肩扛着大锹和担子，边走边哼唱着刚刚学来的歌曲，一天的劳累甩在了身后。

很喜欢听中午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套《小说连播》节目。每天午饭一吃，我便钻进房间，静静地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印象最深的是《大淖纪事》和《人生》。《大淖纪事》是江苏高邮籍作家汪曾祺先生所写，播送时只有一个男播音员，声音浑厚而缓慢，每天都会将听众带进里下河的风情和故事里。《人生》是陕西籍作家路遥所写，描述的正是那个农村社会变革时期，农村青年的思想和命运。为了强化作品的感染力，江苏人民广播电台选配了一男一女两位播音员朗读。声情并茂的对白，总会很自然地将听众带入作品的情境中，每一次收听结束，都会感到意犹未尽。

收工回来，正好听评书。下午六点以后，有好几个地方电台都会播送评书或评话之类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的，当然是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扬州评话》。晚饭途中，或刚刚吃完晚饭，一家人或邻居几个，便会聚集在庭院中，围着那台小收音机，凝神屏息地听刘兰芳先生讲《岳飞传》或《杨家将》。每每听到精彩处，刘兰芳先生便说道：“欲知后事如何，咱明天接着说。”众人嘘唏不已，或击掌遗憾，都在猜测着下一步的故事情节。

一直喜欢看文学作品。巧的是，那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上九点过后设有一两档《阅读与欣赏》节目，邀请大学里的教授讲解中国古代诗词和现代文学作品。有些唐诗宋词虽在高中时学过，但在听收音机时，从那些满腹经纶的专家学者嘴里一过，诗词的境界更让人耳目一新。

夜深人静时，睡不着觉的我，还常常蒙着头，躲在漆黑的被窝里，悄悄拨动那台收音机上的选台按钮，在寻找着遥远的频道。每当在时隐时现的电波中传来“莫斯科广播电台”、“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在是中华民国对大陆广播”这一系列的声音时，被窝中的我，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心也是怦怦直跳，然后再将收音机的声音调至最小状态，而后将收音机紧贴耳朵，听着里面播放的与国内完全不同的声音。

下雨天，有时是不下田干活的。这样的日子最适合躺在床上，一边放松身子，一边将收音机放在床头，听广播剧，听《文艺天地》。那时，农村里难得放一次电影，听《魂断蓝桥》，听《桥》，听《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外国的影片，同样能让我们“亲临”异国战场，“目睹”枪林弹雨，感受血雨腥风。那时，广播剧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一部文学作品，通过简单的道具，在室内制造出相应的风雨声、枪炮声、车船声、脚步声、开门声以及鸡鸣狗叫的声音等等，再配以人的对话和旁白，竟能演绎成有声有色、活灵活现的看不见的“电视连续剧”。江苏电台《文艺天地》可能是较早让媒体与听众互动的节目了。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主持人海蓉、凌燕和夏冰应听众之邀，播放生日祝福，点播流行歌曲，朗诵诗歌散文，甚至还会帮助听众解决生活中的诉求……幸运的是，几年之后，我在省城读书时，在省电台举办的一次活动中，见到了这三位仰慕已久的节目主持人。

听电台里的声音，也总希望自己的稿子哪天能在电台里面播放。于是，就悄悄地写，不停地写。写新闻，写报道，写散文，甚至还写小小说。每一次骑着自行车将稿件投送到十里之外集镇上的邮筒里，心里就有了希望，回来后就巴望着收音机里能播送自己的稿子。

一个人在困苦劳累、枯燥乏味的时候，很需要精神上的东西相伴。谢谢那台小小的收音机，它陪伴我度过了在泥土上滚摸摔打的那段青春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