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余地

下班路上，我碰到一群城管。他们在一个大腹翩翩像是“头儿”的人带领下，像模像样又颇具威严地在“执法”。

城管面前站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身穿一件极其普通又褪了色的红T恤，双手提着一个装满香瓜的箩筐，她早已被岁月风刀留下不少皱纹的脸，此刻正努力地堆起笑容。

很明显，这是一个私自在人行横道上摆摊卖瓜的女人，也是一个时运不济被城管抓了个现形的“倒霉蛋”。我没听到她如何讨好城管，只看见她的笑容逐渐僵住，神情由紧张变成懊丧、凄惶和无助，尔后提着箩筐上了城管的车。

我有些怅惘若失地继续前行，就在经过他们站立地方的时候，意外发现地上躺着一只香瓜，上面还绽开好大一道裂纹。我心里猛的一怔，竟再也迈不开脚步。

这香瓜怎么会从箩筐中掉落？是妇人慌乱收拾东西不慎遗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所致？它经风沐雨好不容易蒂落瓜熟，又不知几经周折来到这个城市，本应展现价值的时候却遭逢遗弃，这可真是造化无常！我有些发呆地望着、想着、心疼着，仿佛那瓜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其上的裂纹就是从我脑海心田长出来的一根神经。在它的触动下，眼前地上慢慢升腾汇聚出一副令人忧心的图像，幻化为卖瓜女人上车前无奈的神情。正向看，香瓜裂纹就是女人强挤的笑靥；反着看，又成了活脱脱一张充满忧伤的哭脸，夸张而形象地向行人诉说着心中的苦涩。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不知怎么，杜甫那首《石壕吏》突然从我的心头流过。我被这个念头吓了一大跳。我怎么会又怎么能想起石壕吏呢？！时代不同了，彼社会非此社会，况且我有老杜那种博大而又细腻的诗心仁性吗？我想收拢心神回到当下中来，但那些充满忿恨而又悲悯的诗句还是恣意流淌，把历史与现实、文学与社会联结起来，一下下在心中回响。

理智一遍遍提醒我，城管并没有错，不能置疑城管“执法”。我亦不得不承认，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城管是在为我们的城市和人民做该做的事，人们应该给予理解。然而，我情感的天平却勿庸置疑地偏向于卖瓜女人，我觉得她不仅需要被理解，而且应该得到宽容和帮助。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看得出，这个卖瓜女人绝对不是那种所谓的“刁民”，她沧桑的面容、简朴的装束和恭谨的举止，无不向世人表明她为人纯朴却遭遇着生活艰辛，羞怯胆小却要鼓足勇气出头露脸，挤在人流如织的我们这些下班族中赚钱谋生。或许在路人眼中，那一筐香瓜并不值几个钱也赚不了多少钱，但我相信在她心中却盛着满满的希望，孩子零花钱、老人医药费、家人口中食也许就是这样一筐一筐换来的。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和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学生时代分成两个阶段，一是在乡村读书，二是在城里学习。我家的生活也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温饱自理阶段，二是日不敷出阶段。而所有这一切的分水岭，是1982年底母亲作为最后一批下乡知青带着三个儿女返回城里（按当时政策父亲还不能进城），我们从农村人变为城里人。

母亲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伟大女性，她虽然出生在城里，中学成绩也很优秀，却在上山下乡的洪流到农村扎了根。在农村时，母亲屋里屋外都是一把好手，不但学会了耕织种作、孵鸡养猪等所有农村妇女该做能做的活计，而且几乎很少休息，即使夜里我们都已睡下她还在不停地纳鞋底、缝衣裤。母亲返城后没有分到应得的工作，不得不到一家三班倒的面粉厂里上班，成了一名大集体工人。恢复城里人身份的母亲并未因离开农村田地而轻松，日子过得更加忙碌且辛劳，但凡厂里开工就从不请假，年年都被厂里评为的劳模。那时我就读的学校常填一些登记表，成分那栏母亲总是让我们写贫农。有段日子我为此感到不解，心想到底母亲是下乡改造好了的知识青年，还是她原本就是一位吃苦耐劳的农民？

城里的生活每天都需要现钱。由于母亲厂子效益不好，产品滞销严重，常常干一两个月休一两个月，工人工资便少得可怜。父亲当时还在乡下务农，很少能帮上家里，母亲的负担便格外沉重，有时她六十多块钱工资竟是全家人两个来月的用度。随母亲进城那年，我和哥哥读小学四年级（我提早一年上学），妹妹还没上学。我们虽然还不能说非常懂事，却都真真切切地记得生活的艰辛，体会到了什么是一蔬一饭来之不易，半丝半缕物力维艰！

生活在农村，人只要勤劳，土地就从不吝啬回报，畜禽也不会偷懒，日子还是有的过的，我们在换季和过年时也总会得到母亲亲手缝制的新衣新鞋。到了城里，生活规则有了根本的改变，劳动与回报也往往并不相配，我家日子过得也开始捉襟见肘、非常紧绷。因为家穷，我们兄妹从不奢望大人会给买商店里的新衣新鞋，依旧穿着母亲做的衣物。那时，我和哥哥最怕的是学校收费，每次老师收学费、书本费、考试费等，我们总是捱到最后才极其艰难地向母亲开口，即便如此有时也不能够奢望按时交上。

我记得初一下学期开学时，家里实在凑不够俩人的书本费了，我和哥哥便只订了一套课本，下课时再串换着看（我们同级不同班）。有一回，我们班调课，语文变成了代数。我急慌慌跑到哥哥教室要书，不想哥哥班上的课也是代数。我傻了眼，两手空空地回到课堂上，心里装满了委屈和懊恼。那堂课我因没有“带书”又没有认真听讲而被老师批评，为此回家跟哥哥好一顿怄气。打那以后，哥哥便总是紧着我用，自己却经常上课“不带书”。哥哥学习成绩原比我要好，后来却没有考上重点高中，辍学进了母亲的工厂。因为生活的艰辛，原本相同的亲兄弟却有了不同的命运。一直到今天，每次回想起这些我都一阵阵的心疼与后悔！

母亲脸皮薄，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但为了养育几个儿女，让我们有吃有穿有钱交学费，隔三差五也会提一筐鸡蛋或刚从地里采摘的黄瓜、油豆角等去卖。每次母亲都宁愿自顾走街串巷多跑不少的路，也从不到农贸市场去卖东西。她那样做并不是怕碰见熟人脸上无光，而仅仅是为了省下一块钱市场管理费。后来我慢慢认识到，钞票的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面值，有时即使是一块钱也能让人过得更有自尊、活得更加自信。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也为了能按时交上书本钱，我和哥哥放暑假常去做零活。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卖冰棍的情景。我提着母亲帮忙糊好的冰棍箱子，沿着城里的大街小巷来回转悠，不知走了多久、转了几个来回，总是喊不出“冰棍”二字。直到冰棍快化了的时候，才痛恨起自己不争气，终于牙一咬、眼一闭喊出了那稚嫩羞怯的叫卖声。那一瞬，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放下自尊才不觉丢人。

我上大学时常读路遥的小说《人生》，每回看到高加林进城卖馍的窘境，心里都会百感交集，有时还会流下感同身受的泪水。人常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其实，穷人家的孩子都有一种脆弱而敏感的自尊，他们能走上街头做起小贩，得需要多大勇气才能扯掉那层一文不值的自尊的面纱呀！

马克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三十年前母亲和我沿街卖瓜的情景，竟在今天首都北京的街头再现。我庆幸自己曾经生长在一个艰苦的年代，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却容易找到活路，这才使我走出了乡村、走进了都城。我遗憾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我们的城市和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矛盾图景：一方面是我们的城市需要进步，不想留下任何“死角”；另一方面是穷苦的百姓需要谋生，心内希望多留“余地”。的确，发展起来面临的问题一点也不比没有发展的时候少，因此我们才会经常面对一些令人困厄又难以解锁的结，整个社会亦会陷入理智与情感纠缠的困境。

因为生长于一个穷困的家庭，因为有过沿街贩卖的经历，我工作以后每次见到这些情景都给以理解和同情。我甚至认为，我们的城市和社会应该开一点“口子”，为那些生活陷于穷困却甘愿自食其力决不走入歧途的人留有余地。因为在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的时候，城市留有余地，人心就有希望，人生才有转机。否则，如果一味地强调以法治国、法不容情，我们的社会只能变得情薄、义淡、心凉、人冷。而当城市只剩下冰冷规则构划的世界时，我们建设发展的成果还是人类文明吗？

我突然明白，此刻我想起老杜的诗句并非偶然，而是长期以来这些类似社会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触发了我心内最为朴素的情感。这种情感，与诗人和政治无关，是人之为人、人心向善的根本，它昭示我们，无论历史的车轮怎样滚滚前行，社会发展都不应抛弃人心柔软的质地，都应该为穷人留下一块温情阳光照耀下的空间。

因为，不管城市还是人们，没有悲悯的心肠和祈福的愿力，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华丽自欺的躯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