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色的上苍

阿松找到我的时候已经到了上午十点。一见到他整个人，我完全惊愕了，几个月不见，人瘦成一副骷髅了。我摊开他一大堆从武汉检查回来的资料，问他：“医生说了什么？”

“医生说，要赶紧住院治疗，还说要做手术。”

“那与你详细交待了病么？”

“医生说的话我不是很懂。可能跟我的姑娘讲了，具体的么事病我也不清楚。”

“说了要多少钱？这可能很要点钱呢。”

“医生说一万多吧。”

“一万多？”我有些不相信。想了想，医生可能说是做介入的了。

阿松在武汉一家三甲医院已经确诊为晚期肝癌了。所有的化验检查、肝脏彩超、增强CT和膨大的腹部都指着这一个诊断，看来误诊的可能性很小很小。从他面带微笑的表情来看，他只知道有病要做手术，但不知道已身患绝症，以为花它一个一万多块钱，做一个手术，病就摘掉了。我问他这些年有多少积蓄，他说有七八千块钱，然后刚刚出嫁的姑娘可以凑一点，应该没有多少问题，只是希望我帮忙为他办一个合作医疗转诊手续，到时回来报销就少点麻烦了。我不知如何为他解释这个病，此刻，我不能一盆凉水将他心中的希望之火浇灭，毕竟还不到五十岁的人啊，但我知道，这不是一万块、两万块可以解决的事。

阿松和我一个塆，大我三四岁，是我见过的身世最可怜的人之一。从我记事起就没有看到过他的父母亲，听我的母亲说，好像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后来走了路，撇下他与一个一生打光棍的懒叔叔相依为命，日子过的甚是苦寒。阿松从小头上长满了癞痢，印象中总是脓血淋漓，大热天苍蝇喜欢在头上飞来飞去。因此，儿时的伙伴不是很多。那时，一看见他，我们最常唱的儿歌就是：瘌痢头，搽棉油，爹爹打，奶奶揉，揉来揉去还是癞痢头。然后，一哄而开，为这，我们不知挨过多少大人的骂。后来，好像读了几年小学，因为叔叔生病了，家里很困难，学习成绩也不好，就在生产队里放牛。那时在我们放学回来的路上，经常看到他牵着一条黄牛在田埂边蹦着。隔了几年叔叔也去世了，一大架空屋只顺下他一个人了，我记得小时候队里开会好像经常在他那个大空屋里，好阴森啊。再后来，卫生所组织集体灭癣，我记得很长时间他的头上涂满一层厚厚的黄药膏，不过，自此癞痢也就好了。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改革开放了，十五六岁的他开始学种自家田，因为既不是很勤快，又没有什么经验和闲钱投资，收成也就不是很好，大概够混一个人的口粮。再后来的经历我不是很清楚，反正，单身汉，寡汉条，没有读多少书，没有学什么手艺，也没有叔伯帮扶，加之人又老实，快三十岁还没有找一个媳妇，后来，还是同塆的一个嫂子将自己的一个说话吐字不清楚、人也不很灵光的妹妹介绍给他，总算组织一个家庭。现在吧，大姑娘不到二十岁去年就已嫁人，还有一个小姑娘，十四岁上到初二，可能读书也不是很潜心。这几年，农村工价都很高，按说，随便做点什么，挣的钱比我们的一点挨工资多的多。但阿松说，他没有多大力气，今天在这个窑厂打散工，明天在那个石材厂打零工，反正没挣多少钱，现在，在一个养鸡场打杂，一个月，一千五百块钱，但没有什么休息，不过活也不是很苦。看的出来，他对这份工作还是很满意的。

可是，现在，他还能做下去吗？

从春天开始他就觉得很疲倦，后来开始明显的消瘦，到上个月出现了腹胀和肚子肿，接着双脚也肿了，于是到村卫生室去打了几回点滴，用了一点利尿药，感觉很有效，乡医叫他要去检查，他一直以为体质的原因，休息和调养一下就好了，直到前几天别人不敢再为他治疗，他才跑到武汉姑娘打工的地方，一查，查出了大问题。

此刻，我无法对阿松或他的老婆讲清这个病情。介入在我们本地医院也能够进行，那样费用将要优惠很多，新农合报销比例也很高，但我不好意思建议他就在本地医院住院治疗，看到他现在满怀希望和信心，如果阻拦他到大医院去，将来他的内心一定后悔。对于他现在的经济情况和身体状况，我甚至不知还有没有手术治疗的必要，真的不知如何开口！

阿松走后，我默默地站在窗口，目送他离开医院，我不知道再见时会是一个什么场景。望着窗外郁郁葱葱、青青翠翠的广玉兰和香樟树，此刻丝毫感觉不到秋的煞气，但是对阿松来说，秋的肃杀已经刺到了他的骨髓。虽然他还没有完全感知。人们常说：上苍是公平的。其实真不尽然，这些年见到的很多人和事，上苍是很少有公理的。譬如对阿松，上苍就很残忍的。对照阿松的经历，我们再不幸福也还算幸福。

下班回来的路上，一边踩着自行车，一边想着阿松的事，突然记起了杜牧贬谪齐安（黄州）时写的一句诗：“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一种萧索苍凉、凋零哀婉的感伤情绪像咸涩咸涩的海水一时间从骨子里扩散开来……

（二〇一二年九月四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