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

今日听了陈楚生、何洁的《经过》，突然有些感悟，写了下来！

——题记

曾以为近在咫尺很遥远，因为步量太小；以为一切皆有尽头，因为认知有限；以为无为即有为，因为虚无的人生观。那一切，都是经过。

想要为经过找个开端，或许是村头那条长堰，曾无数次踟蹰其上，自日出至黄昏；抑或是门前的石台，奶奶怀揣着我，唱遍她熟知的所有歌谣；再或者是眼睛，是很多双明亮的眼睛，专注于宠物一样的眼睛，和我懵懂的眼神对视，让我在如今业已熟稔的世事里首尝陌生。

我的经过里有我的亲人，爷爷，一个国民党老兵；奶奶，地主家的小姐；父亲，一个勤谨但无方向感的人；母亲，事事热情，事事搅局的农妇；姐姐，勤奋上进又体弱多病的好学生。弟弟在经过里相对陌生，他就好似突然冒出来一样，就那样天天挂在了我的屁股后面。

爷爷是个沉默的老人，从不主动开口，对人的回应也只是喉咙里的一个“哼”。他经营着一个铁匠铺，所以我经过的开始更有可能是打铁的“叮当”声。稍稍粗壮，走路硬实起，母亲往我后脑勺一拍说：“去给爷爷拉风箱去”，我就颤巍巍地跑到爷爷那片圣地，当真拉起风箱来。爷爷从不斜视，我的存在也就仅限于自己知道，乐趣也只在于风箱后的风板随着推送“咣当”一声开合。爷爷总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埋头打铁，无非是些锄头、犁铧之类的东西。主顾都是四里八乡的熟人，来人询价，爷爷“哼”一声，父亲赶紧报上去，交易随之完成，因为从未有人质疑爷爷的手艺和价格。爷爷的劳动所得就装在他腰间的皮夹里，那个皮夹往往是下午3点钟左右鼓涨涨的，但如此情形绝不会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因为爷爷不允许钱在手里过夜。三点钟之后爷爷就要锁上门到镇上进货，顺便买回些羊肉，然后自己蹲在堂屋的脚地里包饺子。爷爷的饺子是自己单下到锅里，一般数量在两碗，他吃掉一碗后，如果没有其他人吱声，他就会去吃第二碗。他的第二碗基本都吃不成，因为奶奶会一阵怒骂，然后将饺子盛来分给我和姐姐。爷爷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要就得说话，你不说话谁知道你想要呢？他也在以无声的方式教给我们自己的认知，但无奈他的无声被奶奶的怒声打破，他也不恼，又“哼”一声，看看自己的老怀表，给那只古董烟嘴装上一支烟，出门溜达去了。

爷爷也时常买回些花草，但从不种在盆里，而是直接种在地上，待花草茁壮，他就移植到田野里去。如果说爷爷笃信“一花一世界”，那么他创造了如此多的微性世界，而这些世界又比肩接踵，从“私世界”出发却无意得到社会性的庞杂，这无疑是包括爷爷在内所有人形而上的矛盾。爷爷似乎并没有因此矛盾而苦恼，还是乐此不疲地制造着这矛盾。我只是不能理解他的掌中是否持有无限，他的永恒又是什么（ToseeaWorldinaGrainofSand，AndaHeaveninaWildFlower，HoldInfinityinthepalmofyourhand，AndEternityinanhour.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无限掌中置，刹那成永恒。）。

奶奶对我的疼爱几乎到了放纵的地步，只是我天生还有些自制力，没有沉溺其中，否则这社会上难免多个并不能引人注意的溺爱的故事。我认定爷爷受过佛学的影响，当然不是仅仅从花草中得来；奶奶信耶稣则是事实，我每周三、周六就要陪着她去聚会，周日是礼拜。小地方的摩登不只表现在劣质化妆品和时装上，耶稣也不能幸免于难，那时候的赞美诗就改自一些流行歌曲。在我看来这未尝不是国人创造性的表现，虽然国人的创造性往往集中在颂圣上，千古不变。想必有巴别塔的失利，耶稣未必听的懂汉语，即便懂，估计也不会买《我的中国心》的账，倒是《妈妈的吻》可能稍微对路。

奶奶侍弄着一群兔子，它们是我生活和学费的来源。兔子繁殖之前会到处打洞，我家老房子的房间内到处都是地窟，处处散发着槐叶的酸腐香。兔子钟爱槐叶，于是春季的午后我的任务就是钩槐叶，将一把镰刀扎在竹竿顶端，看中了枝繁叶茂的去处，就循树干而上，将那旁枝钩下来。槐树开花的季节我就会得些余惠，餐桌上就会多道炒槐花。时隔多年，槐花的香味犹在，只是槐树多已不见，所以我时时憎恨经济树木，尤其是杨树，它一夜之间取代了槐树、榆树、楮桃、泡桐，我也再也不能重温槐花的馨香。

对于很多消失不见的东西我总是怀念，比如苘、砦蒜。它们都是我的经过中必不可少的念资。苘和砦蒜在我的记忆力都是野生的，苘直而高，个头略低于蓖麻，果实我们称之为“苘馍馍”，因为它的外形神似家里做的馒头。苘馍馍的仔小而白，形状类似于芝麻，据说可入药。但苘的价值在我的家乡还仅停留于做绳，割倒后的苘被埋在水塘的淤泥深处，沤上一段时间，待皮腐烂，其间的纤维散如马尾，经太阳暴晒之后便可搓绳了。但我们孩子的乐趣从不带功利性，我们还是专注于苘馍馍和苘杆。虽然苘馍馍并没有特别的味道，我们还是嚼在嘴里，只吃到嘴唇发木。苘杆经过淤泥的洗礼，大多被大人们运回家里做帐，用绳一排排扎起来，竖在堂屋中间，外表覆以稻草铡碎后和起的墙泥，偌大的堂屋就隔出了一个个房间。闲置不用的苘杆则被我们弄走做成箭杆。我的箭杆往往与众不同，得益于爷爷的铁匠铺，我总会在箭杆的头上装上废弃的电焊条头，然后磨尖了去对付鸡鸭鹅狗。后来弟弟触类旁通，借用我的箭杆对付起了五爷爷家的猪，此猪大受惊吓，屁股上拖着苘杆跑遍了村子里的角角落落，也害得我顶了弟弟的雷，被五爷爷大加训斥了一番。

砦蒜就是微形的小葱，味道则倾向于蒜，是做菜煎饼绝佳的馅料。从野地里挖来砦蒜洗净、切碎，夹在煎饼中上鏊子熥熟即可食用；如果有细面饼，在切碎的砦蒜里搅上几个鸡蛋，那无疑是我们儿时难得的“牙祭”。

经过里游戏的时间大多集中于晚上，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早到的伙伴就开始发出召集的呼唤，唤词一成不变，“月儿亮，月儿圆，月亮是个大磨盘，推磨盘，磨眼漏，小孩、小孩出来喽”，“月儿亮，月儿圆，月亮是个大磨盘，推磨盘、推磨盘，小孩、小孩出来玩”。这时间晚饭刚毕，帮家人收拾了桌子，姐姐就牵着弟弟的手，我跟在后面，踩着一地桐花去赴日日不变的约。晚间的游戏受了日光的限制，只能玩“大炮来打人”。众人分作两队，各选队长一人，队长会给各自的队员起上一个外号，外号以“大炮”、“坦克”、“机枪”居多。双方排定兵马，队长“剪子、石头、布”赌取先后顺序，赢先的一方队长蒙住对方一队员的眼睛，然后冲自己阵营叫：“大炮来打人”，外号取作“大炮”的便蹑手蹑脚来到跟前，往被蒙眼的手心里打一下，赶紧退回去。队长松开手，要被打的猜“大炮”为谁，猜对则胜，“大炮”也就成了下一个被蒙眼的不二人选。若猜不中则输，除了被二次蒙眼以外，被蒙者还要表演节目，往往是唱歌居多，歌曲无非是当红电视剧的主题歌，其中又以《万里长城永不倒》、《好一个少林僧》占优，演唱者边唱边舞，做些电视剧里学来的武打姿势，我们谓之“狗拉屎的架子”。

“狗拉屎的架子”也是我们必修的功课，虽然我们熟知的招式不多，但名目却随着热播的电视剧时时更换。播《射雕》自然人人都会“降龙十八掌”，换播《霍元甲》同一动作就变成了“迷踪拳”。村里唯一的那家杂货铺也不得不时时关注剧情进展，以便随时进得剧中的武器兜售。终于播到《戏说乾隆》，杂货铺小赚一笔，而我们大冬天走在上学的路上人手一把纸扇，场面不可谓不壮观。稍大一点的学生还能记住剧中的台词，大我8岁，留了N级的二叔就会学郑少秋在剧中的语气说：“扇子，武器，防身用的”，引得我们羡慕不已。

二叔也有羡慕我们的时候，他之所以留级，我认为是他太缺乏想象力，只会死记硬背电视剧的台词，虽然时常也招致些羡慕；我们就不同，我们会在肩头用皮筋扎块木头做圣衣。我又借了爷爷的便利，在木头上钉些铁片，于是众望所归，得封黄金圣斗士。

经过里我和我的玩伴们都有着朴素的热情，或是爱国的，或是民族的，或是家族的。缘于此，我们自小就称日本人为“小日本”，邻村以郭姓居多，我们无数次密谋到那去学“降龙十八掌”；播《杨家将》，杨姓的同学待遇甚优，常有砦蒜馅的煎饼供奉；不幸小学校长姓潘，我们便主张得了供奉的杨姓同学去挑战。吃人的嘴短，杨姓同学有心无胆，只能偷偷砸了校长办公室的玻璃。上贡者不满，杨姓同学聚在一起商议，得一妙计，于是连夜实施，在校长每天上班必经之地摆上长长一溜冰块，在旁边电线杆上用毛笔写上“潘仁美到此必倒”。校长沾了祖上的余孽，鼻青脸肿地在校会上大发雷霆。

我们的热情中也有幻想的成分，村中孙姓同学的房前屋后被我们挖的面目疮痍，但结果也并没有找到金箍棒，只得退而求其次，称我们胖到走路都吃力的孙同学为“孙猴子”。

我的游戏不时会遭遇父亲的阻止，父亲并不严厉，声称一辈子都不会对我们动手，缘由是爷爷从未打过他，我也由此维持着对爷爷永久的敬意。父亲打断我的游戏一般是要带我出门，时间又一般是在冬季，二十年前的老家每年冬季还有河工，做些修沟挖渠的活计。父亲是工程员，要不时到现场监工，他的不时就是我的游戏终止的时候。父亲把我拎起来，往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一放，自顾哼起他的《小寡妇上坟》。我暂时从游戏里跳脱出来，憧憬着河工工地上的热汤面，想到里面会放很多的姜，待会还要费劲挑出来，又有些忿忿的。

父亲还是差点破了自己的规矩，在一年秋季，玉米茁壮的时候，从水塘里洗澡回来，我随手从不知谁家的地里掰了一只玉米棒子，回家后丢进了灶膛里。就在我准备歆享那只玉米棒的当口，我突感一阵疾风自背后而来，我反应倒还灵敏，往前急跳，撒丫子就跑。背后的情形是父亲手擎布鞋准备偷袭，幸好他脱了一只鞋，行动不便，让我得以逃脱。我以实际行动捍卫了父亲的诺言，但得到他一句警告，以后不是自家的东西绝不能拿，因为那个“拿”是偷的意思。后来学到《王寡妇看瓜》，读到秋生偷个南瓜、豆荚不过是顺手捎带我就会想起父亲的布鞋。

父亲总是患得患失，原因不明，他的忧虑时刻挂在脸上。一年中难得见他开心，只有在去河工工地路途中的《小寡妇上坟》里有些轻快的信息散发出来，我虽然隐约感觉得到，但那时还有热汤面里姜的扰乱，所以感知的并不分明。父亲擅长多种乐器，尤以笛子和二胡拿手。后来他竟加入了我们游戏的行列，伙同一位杨姓长辈晚间在我们的游戏场所，杨长辈打鼓，他拉二胡，唱了一出《王华买爹》，惹得村里不少小老太太先是哭天抹泪，后又喜笑颜开。不可讳言，那是我平生上的第一堂艺术课，自此深信艺术可以平添悲欢。毕竟那些小脚老太太终日的劳作仅是用颗制钱套在筷子底部，缠了棉花捻线。她们的生活原来也是有喜乐的，只是神经的弦未经触碰，荒废了很多年。可以想见，未经触碰的弦仍有很多，不过需要大鼓、二胡之外的艺术形式来触碰了。后来父亲终于向我坦陈了心底里一件旧事，我视作他忧愁的源头。父亲幼时有位班主任孙茂成，老人是台儿庄战役时的大刀敢死队队长，一把鬼头刀砍死过不少小日本，自己也被日本鬼子剖开了肚子，幸而被后续部队救回。建国后老人就在我们村里做了教书先生，“文革”时期老人因国民党的身份饱受凌辱，我们村有个学生，天生愚钝，后来自动辍学，但组织上认为是孙老师虐待了学生，遂要求孙老师登门认错。这个登门当然不是自己去的，而是被一群小崽子押着，认错过后不算，直弄到让孙老师跪在地上喊爹。起初我并不相信父亲的故事，一个一把鬼头刀撂倒无数鬼子的老头会屈服于一群小崽子，何况还要跪下喊爹。但有些事由不得我不信，如同社会历来荒谬但却依然存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