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人文碎语

我是芜湖县人，落户徽州50年了，但说起来还是外乡人。平时和人交谈时一提起芜湖大多没有好感，有时我解释说，现在的芜湖再不是泥巴路茅草屋了，听者即使不和我辩论，有句话是一定要说的：“你老家就算现在经济有发展，但文化总是落后的，哪如徽州人文博大精深。”

徽州人很自豪，但我也不自卑。难道我故乡的人文真的很落后吗？

“人文”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是：1，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2，指强调以人为主体、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利益的思想观念。

家乡的老百姓虽然对这一词语大多非常陌生，但却同样有丰富的人文现象，有厚重的人文观念。我这里不想作全面深刻的论述，因为我没那个水平，也没较多的材料，只能凭自己的经历，将记忆深处点点滴滴的文化现象和一些感受碎片略加整理付于文字，以表情怀。

先说说家乡的文化现象。

在我的记忆里，家乡人对文化是很敬重的。尊师重教是一贯的传统，远的不说，我的父亲，我的叔父，解放前都是当地的私塾先生，多年来一直很受当地村民的尊重，这并非是我家有什么权势，村民完全是出于对文化的需求，对文化人的信任。

徽州西递有副古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被广为流传。过去我的家乡也有句民谚叫“三代不读书，走出来一群猪。”多年来一直没人敢说，那是要被戴上诬蔑劳动人民的罪名，会引来杀身之祸的。今天看来这话虽然粗俗，不象西递古联那么文雅，但同样是强调读书的重要。

大老粗光荣，这话在我的家乡不怎么吃香。据我所知，贫苦的村民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节衣缩食也想让自己子女能通过读书走出贫困。这观念尽管一度受到批判，但我认为这种尊重文化尊重知识的社会现象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过去村里兴办私塾，后氏宗族捐资助学，是听老一辈人说的。我所知道的，解放初村里第一件大事就是办夜校，办小学。因为我父亲在家教会我多认识一些字，一个十来岁的蒙童竟登上夜校讲台，一些可当我爷爷奶奶的老人也跟着我读书认字。办小学没有校舍就借民房。近日回故乡，与一个多年未见的老人久别重逢，60多年前我们同在九坝洪志华的家里读书，记忆犹新。年逾古稀的老人竟记得孩提读书的情景，可见读书在家乡人心中的地位。

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家乡的经济条件仍很差，我最小的孩子从小随我父母在家乡上学，学校是一间土墙屋，墙壁开个洞算是窗户，冬天用塑料纸挡风雨，课桌凳自带，有的桌凳还是用土坯垒的。就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也不放弃上学机会，村里许多孩子就是从这么简陋的学校走出来，成为有文化的新一代，有的后来成为大学生，成为国家干部，我的孩子就是其中之一。

改革开放后经济有好转，家乡的教育处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村里的蟠龙中心小学，由于县里大力支持、个人慷慨捐资，建起了新校舍，旧貌换新颜。现在许多乡办中学拆并了，而我家乡的赵桥中学办学条件却日趋完善，越办越好。

如今乡村融入城市，教育的条件就更好了，小学中学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值得一提的县里还办起了大学——芜湖技师学院，这在全省也不多见。新建的芜湖县图书馆更是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无庸赘述，事实已足以说明家乡的地方政府是很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

过去由于经济落后，生存条件极为艰难，使得多数人没有上学的条件，但也不等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看戏听书就是过去农村重要的文化活动。我母亲贫苦出身一字不识，她不但有娴熟的农业生产技能，而且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知识，许多历史人物她都知道，让我吃惊，问她你没读过书怎么知道的？回答很简单，看戏听书听来的。

旧时城里茶馆、书场说评书的生意火红，听书是市民百姓的一大文化享受。我们乡下人也爱听书。小时候我曾跟奶奶去过几次长山头茶馆，那是离我们村有两里多路的公路边的一间草棚屋，除了供过往行人歇息、喝茶外，主要的还是听评书人说书。去茶馆听书大凡是有闲人的享受。最普遍的是夜晚或农闲时在村里人家听书。我们村子不大，但集聚听书的也有好几家。我印象最深的是老长辈家，大长辈发祚年纪不大，文化也不高，但他爱看古代民间故事，记性也好，晚上聚到他家听书人不少。他主要讲岳家军、杨家将、薛仁贵、薛丁山这类通俗的故事。曾记得有一次我独自在他家听聊斋的故事，那些可怕的鬼故事把我吓得不敢回家，还是长辈奶奶送我回家的。

我最欢喜听叔父说书。地点在我家的日子多。

冬天夜幕早早降临，左邻右舍的几个常客，有老人也有中青年，有人召集似的，到时候都来了，岁数大点的还习惯提着火篮，捧着小茶壶来，各自寻个凳子坐下，人多了凳子不够就从邻居家搬来。叔父未到场之前，大家纷纷说些乡间的新闻，拉拉家长，叔父一到马上言归正传，立刻有人招呼：“老子，坐这！”“老子”是家乡人称叔父的方言。叔父的座位可谓雅座，是我家祖传的一把太师椅，椅背上雕有许多花纹。

随之，我母亲提着刚烧开的水壶，给叔父的茶壶里加些开水，其他要加水的人也纷纷将手中的杯、壶伸过来，自然而无客套。

大家济济一堂围着叔父坐着，有的品茶，有的嗑着瓜子，有的吸着旱烟，渐渐地静下来了。此时叔父轻轻地于咳一下，清清嗓子说：“还是接着昨天讲，昨天讲到……”于是将前面的故事略作概括，以承上启下，叔父虽不是专业说书，但说书的套路还是讲究的。

大家最爱听叔父讲三国、水浒、西游记的故事，那是一回接一回，环环扣紧，若不是被一帮爱听故事的人缠住不放，一般情况下他是不讲章回故事，因为这太烦了，总要做些准备。

叔父最擅长灵活机动有针对性地讲古籍上的故事，以古喻今。以故事说道理，他对《论语》，《孟子》、《史记》里的章句记得很熟，在讲话中常常信手拈来，用白话解释，深入浅出，真是雅俗共赏。

我出来工作后就很少有机会听叔父说书了。记得六十年代末一年春节回老家，还听他讲过“萧何追韩信”的故事。讲完之后他深有感慨地自言自语道：“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我是听得真真切切的，在场的恐怕没人在意。当时还不大理解，后来才知道这是辛弃疾在《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词里的句子。

几十年过去了，叔父讲的故事内容在我脑海里已经模糊，但那许多乡亲们围在一起听书的浓厚的文化氛围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家乡的民间文化可谓丰富多彩。过年帖春联，玩灯，唱戏，端午划龙船，重阳庙会，种种活动无不带有文化色彩。我小时侯过年听过的“颂春歌”，端午听过的“龙船歌”，农民在干活时喊的号子、唱的山歌，以至办婚事哭嫁的歌哭，办丧事女人的歌哭，其歌词其韵律都有着浓厚的文化韵味。

家乡人只要能认识一些字，都有读书的习惯。

我在家乡有好几位亲人，在那苦难的时代，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依然不忘读书，问他为什么要读书，他们说是因为喜欢。

文革时，我们夫妻俩在山里教书，我七十多岁的老父亲给我们带小孩，他没事就欢喜看书，一次我们到公社开会去了，他看书入了迷，天下雨也不知道，外面晒着许多衣被全让雨淋湿。我父亲八十岁的时候还写了厚厚的一叠《遗言》。

我家乡有位可怜的老兄，那年我回去为父亲修墓，在返程的头天下午我到他家向他告别，见他坐在门口的一条小板凳上，捧着一本书在看，此时戴的是老花眼镜，看上去那只坏了的眼睛一个黑窟窿，怪吓人的。他说，怕给人家小孩吓坏了，所以外出时就戴上墨镜。我正想说：“你真不省事，眼睛不好还看什么书。”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我想到一个有文化的人是一辈子也离不开书的，于是就改口道：“你看书啊！”他笑着说：“今天下午没事，这本书是借来的，看完了好还人家。”

我叔父解放前读过几年私塾，他饱经风霜，种田做工一辈子做苦力，可他一辈子不离书，全靠自学成为全村人敬重的有学问的先生。2006年初叔父因病去世，在整理他的遗物时，面对书架上、纸箱里、箩筐里成堆成堆的图书，我不禁潸然泪下。婶婶说：“他一世就欢喜书，有空就到街上书摊上看书，在书店里遇上喜欢的书，宁可打饿肚也要买回来。”

叔父爱读书也爱写作。那年月纸张困难，叔父留下的大量的诗稿文稿可谓“乱七八糟”。小孩没写完的作业本，草纸，香烟盒，凡是可以写字的纸片，他都用来写诗作文，而且散落各处，似乎看不出他有什么写作目的，只是一种心境的解放。

今天想来，类似的阅读写作实在是一种无功利心的自发性之举，因其自发性，所以也没有预设的期望，只是一种习惯，一种精神寄托。仔细整理阅读叔父的文稿方知内容非常丰富，我们看到了他的人生轨迹，仿佛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感到一种沉入心底的重量。为寄托哀思，我叔父的诗文已由他的孙子后东升整理编辑，由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书名《随意录》。

我叔父名叫后永藻，我读了他的诗集很感动，曾写一首小诗《藻雅永芳》以表情怀：

淡泊一生留遗产，

风雨坎坷入诗行。

国学道统传千古，

后公藻雅永芬芳。

父辈的阅读写作习惯对我有着很大的影响，也给我很大的启迪。

今天，我们的阅读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许多变化。市场上畅销的书往往是靠近生活的实用书：养生、美容、商战、股票、英语……书海茫茫，更有那汹涌澎湃的各类“教辅”。阅读已不再着重塑造灵魂的基础，而求立竿见影，文学作品似乎成了文人的专利。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少了一些读书的习惯，尤其是少有读“无用”书的习惯。

我叔父他们阅读的大部分是些经典的文学作品，看似“无用”。然而他们有着读书的习惯，通过阅读而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和洁净，其实是大有作用的。

这样的习惯阅读不是生计所必需的，是一种自然存在的阅读状态，但它能让我们感受生活的温暖，坚定人生的信念。因此更有它内在的文化含量，更能体现人生的精神价值。

家乡过去的生活实在太苦了。说句老实话，我是出于怕苦才发奋读书的。有副对联“励志多从贫苦起，养生宜在淡泊中”，我是深有体会的。在城里读书，同学们都盼望放暑假，可我的心里很矛盾，既想回家看看父母，想帮家里做点事，可又怕受那夏日之苦。

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家乡仍是很艰苦的，但贫苦励志的精神也不乏其人。上村头刘家后生就是一例。刚恢复高考的那年暑假，我回老家探亲，一天夜晚我到上村有事，有许多人在门口乘凉，只见场地边沿的砖头堆上（准备盖房用的）挂着蚊帐，里面有电灯，我好奇地走过去，一看原来是荣华在里面看书，两只脚浸在水桶里。他说：“天太热，蚊子太多，不想这个办法，没法看书。”他是我们村里继我之后第二个考取大学的，他的刻苦精神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还有如后东升、后小敏、后接等年轻人他们都学有所成。，

家乡的年俗，家乡的马灯，都是传统文化的积淀。家乡的农艺渔经更是古老的农耕文化的遗存。悠悠夯歌，那是劳动号子，是家乡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精神财富，是一种优秀的民间文化。还有赶趟所表现的不仅是劳动的场面，更是家乡人一种奋勇争先不甘落后的竞争意识，拔高点也许可以说是“与时俱进”思想的原生态。

再说“以人为本”的人文观念。

“人文”，在哪里？作家梁曉聲說：在高層面，它关乎公平、正義；在朴素的层面，它就在我們日常的生活里、就在人和人的关系中、就在人性的內涵中、就在我們的心灵深处。

一个人的举手投足、一顰一笑和他的整體氣質都反映其人文素质。人与人的关系在家乡集中表现为亲情。家乡的亲情可以说是我家乡文字的原动力。我离乡已整整半个世纪，现在我有美好的新家，有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有较舒服的晚年生活，如果没有家乡的亲情，干嘛还魂系梦绕地思念家乡？有人说，一个人在外混好了想回家荣宗耀祖，混得不好也想家乡，想得到家乡人的帮助。我在外没有发达，但也没有落泊，我思乡既不是为炫耀，也不是无奈，而是一种传统文化观念在心灵的涌动。家乡的土地养育了我，家乡的亲情感动了我，我岂能忘恩负义！我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刻在心灵深处的乡情。

我清楚的记得，冬天的夜晚，或是雨雪天气，大家都欢喜凑到我家或老长辈家，听故事说笑话，玩得很开心；夏天，各家就近将竹床搬到场地上，一边打扇一边谈天；平时连吃饭也有不少人习惯驮饭碗串门，可以随便在主人的餐桌上夹菜；哪家有新煮的山芋、菱角、玉米、花生之类副食，遇上了就大吃一通，毫无拘束。村里人在一起说话很随便，直来直去，没有什么客套，有时甚至有点粗俗，因没有坏心肠，一般人也不会计较。

有人感叹，“酒肉朋友朝朝有，患难之时无一人。”那种趋炎附势的世态在我的家乡不多见，而“患难见真情”却有不胜枚举的实例好说。

我的童年有段难忘的记忆，我和父亲曾在湾沚街上住了一段时间，住在翟大德家。

事后我曾问过母亲，那时为什么要躲到湾沚，母亲说当时乡下很乱，经常有兵进村，什么大刀会、红枪会、老川（国民党兵）等也有地下党，具体是什么兵不知道。母亲说，她跑反跑怕了，跑鬼子反一大家人逃到南陵大山里吃尽了苦头；后来我父亲被土匪绑票，急得死去活来，家中只有我一根独苗，能不怕吗？

翟大德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叫他大伯。他是有名的风水先生，下乡人建房、葬坟都要请他来看风水定向至，我父亲很相信他，甚至是崇拜他。我们两家常来常往，比一般的亲戚还要亲。他身穿长大褂，有个罗盘随身带，那玩意是他的宝贝，不让人碰一下，我曾天真的问他这东西为什么能看风水？他说等你长大了我和你说，现在讲你也听不懂。后来一直没机会听他讲罗盘的故事，留下遗憾。

我虽住在他家可不大见到他，他经常外出，回家象作客一样，他给我的印象是温和慈祥，没有什么架子，话语也不多，常摸摸我的头对我笑笑。

最关心我的要数大妈（翟大德妻子），整天忙着做饭洗衣等各种家务，整天围着我们几个小孩转。

她女儿叫爱珍，儿子叫心宝，是不是这几个字也说不准，我和心宝年龄相仿，爱珍大一些。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大妈常交代她两个孩子和我要好好玩别吵架，有时大伯从外面回来带点好吃的东西，总是先分给我，有时比他们还多分些。

大妈有个婆婆，我叫她老太，缠着小脚，走路扭呀扭的，每当见到她解开裹脚布洗脚时，我们几个小孩都要凑上前去看她被绑到脚板底下脚指头，觉得好奇又可怜。

老太几乎整天坐在桌边糊火柴盒，我们三个小孩有时也插手帮她糊，可只有爱珍受欢迎，对我们两个男孩总是说，“去去去，别添乱。”糊火柴盒是件很细致的手工活，用机器加工的木片，很薄，纸也很薄，里面是装火柴的屉，外面有套，都得用糨糊把纸和木片按要求粘在一起，看来简单，其实真复杂，若没有耐心细致一丝不苟的精神还真的干不好，我自信还不是那种粗脚笨手的小孩，尽管很认真，可糊出来的火柴盒往往不合格，是废品就浪费了材料，所以老太不轻易让我们插手。

老太的规矩真多，比如在院子里凉衣服，男女衣服要分开，上衣和裤子要分开。我们在院子里玩有时走到凉着女裤的竹竿下面就要挨骂，说是钻到女人裤子底下不长的要倒霉的。大妈的脾气真好，做什么事也都依着她，凉衣服时总是把女裤凉在边角头不显眼的地方。

老太嘴很罗嗦，稍不如意就唠叨个没完，大妈只管听着，从不和她顶嘴。有时大妈没按她说的做，她一边糊火柴盒还一边自言自语地嘀咕着。

她家生活并不富裕，三开间平房瓦屋，堂前两边各一间卧室，记得我和父亲是住在后面天井边的厢房里。我父子俩和他家人同桌吃饭，象一家人一样不分彼此。冬天常吃咸菜煮豆腐的火锅，那火锅很别致，中间一个圆筒放木炭火，周围放菜，里面的菜吃完了还可以不断添加，当时我觉得很希奇，回家还绘声绘色地讲给我妈听。那时我妈在家隔三差五的上街给我们送吃的用的。直到解放我和父亲才回到自己家。在那兵匪骚扰，民不聊生的年代，好友翟大德的鼎力相助使我们度过难关。

我参加工作后常年客居他乡，我年老的父母由于乡亲们的鼎力相助才得以安度晚年。

长山头虎山上高家贵和我家可谓世交，说是亲戚，其实只是朋友，我叫他姐夫，小时侯我曾天真的问我妈，“姐夫家的姐姐为什么不姓后？”当时妈妈没有给我讲清楚，后来我才知道的。原来是我有个名叫小凤子的姐姐与他家定了亲，结果没过门就去世了，高家贵的母亲和我母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虽然没结成亲家，但多年来一直保持友好往来。我也常到他家去玩，我结婚后还曾和爱人一道到他家去过。我父母在世时曾多次交代过，别忘了高家贵家的恩情。解放初至困难时期，他经常帮我父母干重活，接连好几年都是他自带山芋苗和草木灰帮助我家载山芋，有时饭也不吃，栽好就回去了。1954年破圩，屋被水毁，他带人帮助叉屋墙，还挑来稻草帮助盖屋。

1973年破圩房屋被水冲毁，后惟根主动让出小屋给我父母住，对我父母关怀备至。我父母离开家乡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嘱咐我不要忘了他的恩情。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村里不管哪家有红白喜事总是全部出动，不计报酬，不辞劳苦。我父亲、叔父的丧事我亲临目睹，深有体会。尤其是为我父亲送终丧葬的情景给我刻骨铭心的感动。全村帮忙，不分昼夜，没有丝毫的世俗，没有点滴的功利，完全凭着一份浓浓的乡情，为我这无能之辈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丧事。世人常说有钱好办事，而在我家乡有时没钱也能办好事，靠的是人情。

说起亲情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叔父我的堂弟，对我父母自始至终尽心尽力的照顾。如果没有堂弟惟乔一家人的依靠，我年迈力衰的双亲敢于赤手空拳地重返故里吗？没有一种无私的真情，他们会同意接受一对七老八十的老人？

再从高層面上说说故乡的“人文”。

我的家乡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整体拆迁过程，当地政府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政策直接关系到民生的利益。前几年全国的拆迁风波不断，而我的家乡拆迁却能平稳过渡，要说经验我看最重要的一点是地方政府实实在在坚持了“以人为本”的人文观念。因为“以人为本”最关乎公平、正義。就拿“延续安置”这一地方“土政策”来说，就是以宅基地为基础，坚持以人为本的安置观念而制定的。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繁衍的基础，安居是乐业的前提，失地农民当代人安置了，下一代住房问题若不解决，会带来日后难以解决的困难，有了“延续安置，提前兑现”的办法，就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还有养老保险的政策也同样是落实“以人为本”的人文观念。

创文明城市，搞民生工程，各地都在大张旗鼓，大凡抓面子工程，抓舆论抓规划的多，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落实的不多。而我的家乡却做得比较实在。就拿我们村拆迁安置的蟠龙山庄、碧园小区来说，出门就有公交，临近就有很大的东湖公园，停车场、菜市场、报刊亭、活动场、商店、幼儿园等有关民生设施一应俱全，居民有目共睹，亲身受益。也许当地一些人不以为然，甚至有人还在发牢骚，这可能是“不识卢山真面貌，只因身在此山中。”俗话说“旁观者清”也许我离乡多年，现在只是故乡的“旁观者”，遇事有个比较，所以对家乡的巨变、家乡的人文有着一些清晰的感受。

2012.6.17